袁世凯欲授权熊希龄组阁,主要是看中了熊的两个优点一是熊有学问、名气大,办事认真负责,有傻干的精神。二是熊基本上是个无党派人士,(虽然后来加入了进步党也就是之后统一共和党,但不是领袖人物)无政治野心,是个管家式的人物。其乃一介书生,没有官架子,易与人接近。与各党派关系都可以,很容易得到各党派的支持和认可。
唐内阁解散后,在经过两个过渡内阁之后,袁世凯向国会提出由熊希龄重新组阁。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众议院对熊希龄任国务总理一事进行投票表决,以多数票同意而通过。
七月三十日,参议院最后投票表决,熊希龄以一百二十六票赞成、七十二票反对、四票弃权,获得通过。
七月三十一日,袁世凯即正式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熊希龄事前并未想到自己能出任国务总理,参、众两院投票表决通过后,他显然也还没有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当袁世凯亲自打来电话邀他出山时,他踌躇了一下,提出一个要求,由他来组阁,就必须实行一个原则“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他要组建一个“真正人才的内阁”。
袁世凯马上一口答应,因为他心里清楚,不管叫什么内阁,其主导权都在他的手里。
后来,人们习惯的称熊希龄内阁为“名流内阁”或“人才内阁”。
“名流内阁”也经一些周折,熊希龄在组阁时。曾放出话张謇、梁启超、汪大燮三人必须同时入阁,否则,他这个国务总理是不会当的。
但是,熊内阁却难产了。袁世凯坚持由自己的心腹掌管财政、交通、外交等重要部门,只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闲差。
熊希龄不善与人争,更不能同袁世凯争,只好请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
但是,梁启超以不能掌财政便不入阁,张謇、汪大燮等又因梁启超不出山而不就职。
有人出来做梁启超的工作,说“公等均不出,熊内阁势将流产或纯以官僚组织之,此时你们将持何等态度?”
梁启超自然不愿意看到熊内阁流产。袁世凯也稍作让步,即财政总长由熊兼任。
九月十一日,熊希龄的“名流内阁”终告组成
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熊希龄兼财政总长、张謇兼农林总长。
九月十四日,熊希龄对外正式发表《就任国务总理布告》。同时,熊希龄还率领全体阁员出席了国会,对外宣布了他的八条施政方针。
熊希龄的阁员中有几名是当世著名进步人士,内阁中又多是社会贤达名流,所以熊内阁很被大家看好,被寄以厚望,也大幅度地提高了袁政府的威望。
熊希龄出任民国总理后,很想为国家、人民竭智尽忠,干一番事业。
九月二十七日,熊希龄在参、众两院议员暨各党代表茶话会上发表演说,承诺要负起内阁的责任,划清国务院与总统府的权限,努力把中华民国建成一个法制国家。
他与梁启超等制定了关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等详细规划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
在政治上创立新政、力主共和,贯彻法治精神,建立“真正共和国”。
在经济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财政、繁荣经济的计划和基本法令,大胆提出了统一中央财政、开放实业发展经济的主张。
在教育上提出“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对社会人心实行改造”。
熊希龄在给袁世凯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共和成立,各省秩序未尽恢复,争夺相乘,毫无人道。其故由于旧日社会,道德堕落,教育未普及,风俗因之日颓。今欲匡其不及,惟须由教育着手,乃足以济教育之穷。”
熊希龄(1870723—19371225),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湖南湘西凤凰人,祖籍江西丰城石滩。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
熊希龄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
一九年因参加百日维新运动被革职。后为端方援引,充当考察宪政五大臣出洋的参赞,嗣后又调奉天盐运使。
武昌起义后到上海因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有功,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
一九二八年出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二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会战起,熊希龄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仁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京沪沦陷后,熊希龄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熊希龄在香港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熊希龄内阁是民国初年破天荒的第一个有政策、有阵容的内阁,这是它比前四期内阁更为受人关注的地方,也是它后来失败的关键所在。因为,这些被熊视为内阁命脉的大政方针,在蓄谋推行封建军阀统治的袁世凯那里,只能四处碰壁。
熊希龄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坐上国务院的第一把交椅,这是他从政历程的巅峰,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受人指责和诟病的地方。从入主国务院的那一天起,熊希龄便注定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袁世凯之所以让他组阁,并非真正看中他的雄才大略,而是想利用他和进步党帮自己“正位”,做正式大总统,然后解散国民党,进而搞垮国会,为复辟帝制铺平道路,以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
当然,这是后话。
解决了内阁问题,袁世凯把目光锁定总统选举。因为临时总统的“临时”两字使他很不舒服,而且规定的选举时间也快到了。他所以还没对国民党下手,就是考虑总统选举的需要。
经过国会选举取代原来旧的参议院,建立了新的国会。但是国家仍然沿用着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还没有一部新《国家宪法》,而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是先由正式国会制定宪法,然后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政府和总统。
袁世凯的北京民国政府成立了近两年,仍然是一个临时政府,袁也只是个临时总统,这其实是很不便的。世界许多国家还不承认北京民国政府,就是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还是一个临时政府,总统是临时总统。
由于国家政府处在一种临时的状态之中,这样许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都无法实现正常化。清王朝的残余因此而一直试图进行复辟,一些地方许多官员也开始感到国家处在临时状态下的不便,既然国家政府和总统都是临时的,自然他们这些地方官员也肯定是临时的。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政府组织程序,应在《约法》实行后十个月内选出正式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再根据宪法选举正式总统。
但是,袁世凯等不及了。为了尽快取大总统的职位,在他的授意下,由黎元洪出头,联合十九个省的都督,民政长发出通电。主张先把总统选出,再定宪法。或是从速定宪法,再选总统,总之他们希望中国能尽速将制约发展的“临时”两字拿掉。
由于宪法并不是短时就能制定出来的。不久,进步党人提出,在众议院先制定一个总统选举法,选举出总统再制定宪法的议案。大多数议员认为,这个提议解决了当前的紧迫问题,此议案众院以二百一十三票对一百二十票获得通过。接下来,参议院亦予以通过。
十月四日在参众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努力下,中国的第一部《大总统选举法》诞生,并于次日公布。
几千年中国的历史,皇帝的权力都是通过暴力的办法或者世袭的办法来实现,《大总统选举法》的产生表明中国也开始第一次实行总统竞选。
为了赶在武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登上总统宝座,在袁世凯的坚持下,仓促中国会决定于六日进行总统选举。
选举的那一天,一大早袁世凯派出拱卫军司令李进才率数千军警,改穿便服,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虽然这些人穿着便装,但是军靴,军裤,短枪都露在明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
当七百五十九名国会议员(按法定总人数在800人以上,俗称“八百罗汉”)来到选举会场,先让这些人来个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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