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袁世凯有个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熊希龄和他的“名流内阁”。虽然熊希龄一直以来惟命是从袁世凯,可谓“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但毕竟已经失去使用价值,而其存在也已成为障碍。
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杀手锏——伪造“热河行宫盗宝案”,嫁祸于熊希龄。
于是,北京的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如《新社会日报》、《群强报》等,突然登出熊希龄盗取热河行宫古玩的新闻。
指名道姓地刊载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内之古瓷器、书画取出二百余件,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
接连几天在头版用大量的篇幅刊登熊希龄涉嫌“盗宝案”的消息,各报还发表了评论。
堂堂国务总理公然和盗宝案有关,报纸毫不留情面,京城内外顿时轰动。
“盗宝案”究竟如何?袁世凯比谁都清楚。
熊希龄也清楚这一切都是袁世凯幕后策划,只好自认倒霉。
“盗宝案”成了熊希龄的一块心病,他本想出面为自己辩护,以保全人格。但有些事不便大肆声张,很多事也很难说清楚。比如他虽没从热河行宫拿二百多件文物,但却从那里拿了一把纸扇送给了姜桂题。
若说他自己一件没拿,不是事实,如果说只拿了一件送人,谁会相信呢?再说了,燕山雪片大如席,燕山有雪就不算夸张。拿一件也是拿了,人家就没冤枉他。人要是想堂堂正正做人,就什么坏事都别干,这时候的熊希龄,处境真是要多难堪,有多难堪。
熊希龄本是读书人,既不齿于辨驳,又生性淡泊,只能于一九一四年二月愤而辞职。
果然,熊希龄辞职后,热闹一时的“盗宝案”很快收场,报纸上有关盗宝的文章也就销声匿迹了。
熊希龄辞职后,教育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梁启超相继辞职,成立才半年的“名流内阁”轰然倒台。
《中华民国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
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院十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
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中华民国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
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闿私交甚笃。
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
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
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
袁世凯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
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世凯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常出自皇帝口中,袁世凯对这个“卿”有特殊的情结。
民国三年五月一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的同时,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命徐世昌为国务卿。
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
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
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的世昌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
又设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人员。
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和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动下来,把原来相对独立的内阁等,统统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手握全国税务大权,还是一个有实力、有实权之人。
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而成立了约法会,就寿终正寝了。
另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系中的必受重用的新人物,不料袁世凯却选了旧古董,把徐世昌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只是做了一场春梦。
原本杨度在总统府中,袁世凯特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两个人秉烛夜谈。自徐世昌拜相后,受了冷落的杨度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世凯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二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三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 “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八百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世凯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着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徐世昌和袁世凯是真正的老朋友,如果袁世凯这一生有百分之百可信任之人,这个人必是徐世昌。
他们订交于布衣时代,走上宦途以后,彼此互相援引。
袁世凯执掌北洋军后,为了避免引起清廷的多心,曾拨一部分北洋军给徐世昌带到关外,那时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慈禧去世,袁世凯被勒令回籍“养疴”时,徐世昌等于是袁世凯在北京的代理人。
辛亥革命后,清廷再度起用袁世凯,归根结底是徐世昌为主奔走和策动。所以袁世凯和徐世昌两人的私交,确是其他人不能相比。
不过徐世昌自辛亥革命后,便以“遗老”自居,“耻食周粟”,避居青岛,不问政治。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举行光绪帝后“奉安”大典时,他曾悄悄地来过北京一趟。他宣称来京目的是为了参加奉安典礼,顺带祝贺老朋友就任民国大总统。
袁就任大总统后,曾颁给徐世昌“勋一位”,他拒不接受,仍回青岛。
据说,当袁世凯有意请徐世昌赴京时,袁“太子”克定的劝驾最为有力。袁克定极不喜欢梁士诒,有人献议克定,把徐世昌请出来,是打击梁的好办法。袁克定便力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未答应,但是双方往来了好多信札。
民国三年二月,袁世凯特请徐世昌的门生王揖唐专程到青岛促驾,并带了一封很恳切的亲笔函。
徐世昌被老朋友这番诚意所感动,一方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的威权日益显赫,于是才“命驾动身”,于三月二十九日到了北京。
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徐世昌仍表示不肯接受。
袁世凯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世昌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怎么劝也不答应。
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
徐世昌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孙宝琦、段祺瑞向袁世凯复命后,袁世凯特别高兴,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
自己则搬到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由于总统和国务卿办公的地点都在同一个院落,因此袁世凯便常常跑来和徐世昌聊天。
袁世凯对徐世昌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世昌为老相国。
徐世昌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四千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世昌便欣然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