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得回过头来说一说袁世凯了。

    民国五年一月五日，袁世凯颁布讨伐令，正式对云南护用兵。

    令云“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

    “各省军民，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所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类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

    “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应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至意。此令。”

    云南是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宣告独立，袁世凯所以未急于对云南用兵，一方面是没把云南放在眼里，另一方面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筹划和部署了三路进兵云南的计划，是想以泰山压顶之势，一举而打垮护。

    只是这三路大军，没有一路如他所愿。

    袁的三路大兵是

    派虎威将军第三师师长曹锟、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所部入四川。曹锟的第三师原驻岳州，张敬尧的第七师原驻南苑，李长泰的第八师原驻保定。作为正面攻滇的主力，这为一路。

    派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第廿师师长范国璋、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入湘西，兵力包括由南昌调动的马继增所属第六师，由河南调动的第七混成旅，以及由奉天调动的第廿师一部分。

    这算是第二路。

    派粤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由广西入贵州，另由安徽调倪毓棻所属的安武军由湘西入黔。做为侧面的攻击，这为第三路。

    我们说过了，袁世凯还有一个打算，是由海道运北洋军到越南，假道滇越铁路进攻昆明，只是未获得法国人的同意。

    袁世凯后来也由海道运北洋军南下增援，这是他扑灭二次革命时的重要步骤，他想故技重施。

    他命海军总长刘冠雄运兵到广东，可是这时听到广东情况发生了变化，又想运兵到浙江，而浙江也独立。

    后由塘沽装运了北洋军第十二师的一部分，以新裕、新康、新铭、爱仁等轮为运兵船只，以海容、海圻为掩护船，前往华东。

    四月二十日船队到了温州海面遇到了一场大雾，海容舰没有达到护航的目的，反而撞上了新裕轮，两只船舰同时沉没，淹死了官兵七百多人，军械物资损失不计其数。

    前方战事不利，固然使袁世凯心焦，更让他走投无路的是无人可用。

    袁世凯在丰泽园设立了“征滇临时军务处”，他想请段祺瑞出来替他撑场面。段以“宿疾未愈”为由辞却。这和辛亥年清廷命袁世凯出山督师而袁对以“足疾未痊”如出一辙。袁为了讨好于段，低下身段，把平素极不喜欢的徐树铮请了出来。徐树铮因遭袁世凯反感，正专心办正志中学，忽然有命令让其任将军府事务所长。

    但是，段祺瑞仍丝毫不动心。还是称病不出。

    袁世凯没办法又想请冯国璋为征滇总司令，可是冯也是和段一样，一再称病，一再续假。而暗中却和北方军人及南方实力派接洽议和工作，这也和辛亥年袁暗中与革命军议和一样。

    历史是在故意作弄袁世凯吗？段祺瑞和冯国璋似乎在串通一气，以曾经的袁世凯之道还现在的袁世凯之身。

    段祺瑞的态度在袁世凯的预想之中，而冯国璋称病南京，拒绝北上，却大出袁世凯预料。他一直认为冯国璋对其是忠心不二的，虽然他清楚冯国璋的忠心和段芝贵是不同的。袁世凯自觉自己对冯国璋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冯国璋应该没有理由和他各奔东西。

    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女士在她回忆文章中提到袁世凯和冯国璋都喜欢吃猪肘子肉，袁家每次煮猪肘子时，袁总要给冯送一份过去。

    冯国璋是真的病了吗？袁世凯特派蒋雁行以探病为由，专程去南京探虚实。

    冯国璋当然没有病，他抓住蒋雁行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为什么总统都不把我当作人看待。”

    他这话是指他前次赴北京谒袁时，袁对他否认帝制的那一幕。这件事袁世凯早就忘了，从没当一回事，没想到带来如此后果。

    袁世凯接到蒋的密报，知道了冯的“病况”，就走马灯似地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等轮流到南京来疏通、解释。

    在信誓旦旦的向冯表白自己和他是多么亲密无间的同时，暗中却对冯下手。先是指使蒋雁行勾结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就近篡冯的权位，没能得逞后又想电召冯到北京，解除他督理江苏军务一职。只是因为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打密电请勿调动冯，所以未曾下手。

    袁又想借重黎元洪以副元帅名义统率征滇军。这个在袁世凯称帝前，几乎是事事时时都维护着袁的驯服工具，很好说话的老实人，自袁世凯称帝后变了个人。

    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但他对共和的忠诚，在捍卫共和上所表现出的决心和勇气，不能不让人去重新认识这位首义元勋。

    当袁世凯派人将他的想法告诉黎后，黎断然表示“宁可杀头不为利用。”

    无人可用，袁世凯只能是自己来。这时候的他，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内政，既要筹钱，又要管军事。一时间，袁大皇帝忙得不可开交。

    云南讨袁军突起后，袁只好把全副精神都用在对云南军事上。一方面命政界减薪，一方面以金钱和爵位鼓励前方将士，有功者男爵加封子爵，少将升为中将，旅长升为师长，或者赏食双俸。

    正在事事不如意时，宫廷之内又有人“造反”。肃政史庄蕴宽公然铁面无私，不用奏请而以公函送交国务卿，提出（一）取消洪宪年号，因帝国未成立，不应先有年号；（二）请撤销大典筹备处；（三）请取消参政院。

    庄蕴宽（1866—1932），字思缄，号抱闳，晚年称无碍居士，常州人。

    一零年中副贡，光绪年间历任浔阳书院主讲，百色厅同知，梧州府知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广西龙州边防督办等职。并先后在平南设武城学堂，广州设武备学堂、创梧州中学堂，龙州设女学和图书社等，并受邀钮永建，蔡锷赴桂林协办陆军干部学堂。

    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江苏都督，后上京任审计院院长十二年之久，期间又是故宫博物院早期领导人之一，对阻止军阀窃盗文物做出卓越贡献。而后任《江苏通志》总编纂，直至一九三二年病逝。

    庄蕴宽还是位书画家，能诗擅联。而且字画也非同凡响。

    当然，庄蕴宽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是铮铮铁骨。袁世凯称帝时，全国六十位约法会议员，五十九位表态支持，唯庄蕴宽一人拍案而起。冒死请徐世昌代递公开信，痛陈帝制不可为，民意不可欺，时代潮流不可逆。

    庄蕴宽亦因此以骨鲠之士不畏强权的亮节高风，名满天下，享誉士林。

    袁世凯看到这一件公文，大为震怒，宣称要对付庄。庄蕴宽虽不惧死，但还是更愿意活着，便挂冠而去。袁立即派张元奇继任。同时令严禁官吏请假，凡请假的须具三人以上连环保结，并派军警保护简任以上的大员。正和清末监视亲贵们出京一样。

    洪宪元年本应于民国五年元旦袁登极改元，由于云南首义，各国使馆又退还改元的公文，因此袁世凯的登极把戏也只好一再展期。

    二月二十三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

    “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