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提到过，张之洞对黎元洪的信任是全方位的，也是多方面的。不止是军中之事，每遇难处，或一有难题需要派人去解决，张之洞首先想到的就是黎元洪。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了许多实业，最为著名的是湖北织布局、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铁厂，也就是常被人提及的湖北“四局二厂”  （织布局也称纱麻四局）。

    一八八八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在广州筹设官办织布局，从英国购置机器。

    一八年十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机器等设备便运到武昌。

    一二年织布局建成开工生产。有布机一千张，纱锭三万枚，雇用工人约二千五百名，  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很快，  获利甚厚。能织原色布，斜纹布，花布等，畅销湖北、湖南、四川等省，还远销海外。

    一四至一八年间，续设纺纱、缫丝、制麻三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亦称“纱麻丝布四局”或“纱麻四局”。

    汉阳兵工厂原名湖北枪炮厂。

    同样是一八八八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在广州拟筹设的一个厂，在德国订购机器设备。也是次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将机器设备移到湖北。

    一二年在汉阳大别山（今龟山）北麓正式开始建厂，与湖北铁政局合为一体。

    次年厂房落成，机器到齐，至一五年开始制造。

    随后枪炮厂与铁政局分立，独立建制，归湖北枪炮总局管辖。后几经扩充，计有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炮架厂和火药厂等分厂，雇用工人约一千二百人。

    工厂生产原料，一部分购自汉阳钢铁厂和国内各地，一部分购自国外。生产仿德国79毫米口径步枪、仿制德国格鲁森式37、53、57毫米口径山炮及所配用之枪、炮弹。二十世纪初年可日产步枪三十支，无烟火药六百磅，月产大炮八门、枪弹八十万发、炮弹七万发。

    产品以步枪闻名，所仿德国步枪又称“汉阳式步枪”，至一九二八年停止生产，共产六十八万余支。

    据当年在新军第八镇(师)二十一标一个士兵的回忆，第八镇的步枪全部是汉阳兵工厂出产。因此，武昌首义所开的第一枪，用的就是汉阳造，由此打响了推翻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

    抗日战争中，诞生于清末的“汉阳造”步枪是中队的主力枪械。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都大量使用“汉阳造”。

    “汉阳造”从辛亥革命到抗美援朝一直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是中国战争史的一个传奇的神话。

    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诞生于一零年，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该厂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一三年九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六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四个小厂。

    这些实业的兴办，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所谓“生长相关”，也同时促进了社会方方面面的进步。可以说，这同样从一个侧面，注释了辛亥首义何以发生在武昌。

    这些实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比如，汉阳铁厂因计划不周，所购设备不适于炼制大冶铁矿提供的含磷较高的矿砂，所炼钢料不符合铁路钢轨的要求，钢铁生产就曾陷入困境。

    由于这些实业都凝聚着张之洞的心血，也时刻牵动着他的心；特别是“四局二厂”。

    由于对黎元洪的倚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四局”“两厂”陷入困境，张之洞总是派黎元洪做为救火队员，江湖救急。

    因为黎元洪的艰苦努力，有些时候有些问题能够很快解决。但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事，不是哪一个人能挽救的，黎元洪虽然能使问题有所缓解，但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在管理“四局二厂”的过程中，使黎元洪能够接触到实业，从而使他终身受益。

    晚年，他曾经是位出色的实业家，和这一段经历不无关系。

    晚清，封建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图新求变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人的思想也特别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张纷纷登台。

    最活跃，影响力较大的是两股势力。一个是革命党，他们的主张是用暴力推翻满清的统治，建立起共和体制。另一个是立宪派，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对封建进行改良，仿效日本等国家，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一九零七年起，湖北和全国各省一样，积极的进行了地方咨议局的筹建。作为宪政改革的配套机构，咨议局给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和管道，受到了各界的普遍支持和响应。

    一九零九年二月五日，湖北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民人数是十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四。议员也非直选，是逐级选出选举议员人，再由这些选举议员人选举议员。

    虽然是间接选举，参加选举的人又是人口的极少数，离真正的民主选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毕竟是湖北开天辟地破天荒的第一次。

    以往的历史上，什么事都是官员们说了算，老百姓哪有发言权。因此，无论如何，可喜可贺。

    选举结果，吴庆焘当选为议长，汤化龙、夏寿康当选副议长。十七人当选为驻会议员，还选举候补驻会议员若干。

    吴庆焘，亦名庆恩，湖北襄阳人，著名书法家。系举人出身，是清代光绪年间撰写地方史志卓有成效的人。他的《襄阳四略》一书，至今仍为人们所借鉴。

    《襄阳四略》共二十五卷。按刊印先后为《襄阳艺文略》、《襄阳沿革略》、《襄阳兵事略》、《襄阳金石略》。分别记载了府辖各县之文学艺术、建制沿革、重要战事、碑碣铭文。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897—1906年)分别出版。时间约长十年，是个人劳动成果，为当时单独修志者所罕见。

    夏寿康（1871～1923年），字受之，号仲膺，又作仲英。黄冈仓埠（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父为进士、浙江钱塘知县，早逝。夏寿康靠母、兄抚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一九零七年曾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

    不久，前面讲到的，由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大潮，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和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活动积极的江浙相比，湖北行动得晚了些，但也是积极参加了的。

    一九一一年五月，副议长汤化龙由汉口出发，去京请愿时，送行者达万人之多。临行前，汤化龙慷慨激昂发表演说，此次去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受身份的限制，黎元洪没有参加国会请愿活动，但他在内心深处，是支持这个活动，并时刻给予了关注。

    在随后暴发的保路运运动中，湖北则成为了震中。前边说了，黎元洪不但代表军方参加了这个活动，并被推举为铁路协会委员，在支持派代表进京和筹款募捐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各方好评。

    在参加这次活动中，黎元洪和立宪派人士有了深入的交往和沟通，为他后来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在湖北的革命党中，势力最大的是二个组织，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他们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分支，一直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力图发动新军起义。做为湖北军界的二号人物，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在他所部的活动，谈不上支持，至少是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革命党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在国会请愿活动和保路运动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也加速了起义的步伐，并决定采取联合行动。

    所谓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分。起事后推举谁作为领袖人物号令大家呢？二个组织探讨过，最合适人选莫过于吴禄真和蓝天蔚，两个人都是重量级人物，是人品高尚，坚定的革命党人，在二湖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但是此刻这两人都在北方，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

    于是，有人就提出黎元洪。尽管他不是革命党人，但革命党人很信任他。把他推举出来，很多对革命持观望态度的就可能投向革命。

    但是，毕竟黎元洪不是自己人，所以在革命党中，也有些人持不同意见。另外提出了几个人选，但都觉得份量不够。大家更担心的是，推出一个不合适的人选，缺乏号召力不说，革命党之间如果攀比起来，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他，相互不服气，弄不好革命还没取得成果，党人内部先分裂了。

    人们有时候容易犯这样的毛病。一个东西大家都不要可以，但不能给这其中的一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这东西我可以不要，但别人谁也不能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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