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的这一天晚上，黎元洪在干什么呢？

    有记载，起义爆发后，他曾派人主动到楚望台联络过革命党人。对此，首义的重要人物，熊秉坤在后来的两次回忆中，提到过这件事。

    一次是一九一二年为湖北革命实录馆写的《前清工程八营革命实录》，他写到“伍正云闻之马荣云‘时黎统领差人来信，期于明晨四时来所。’”

    此文距起义暴发只半年，记忆应当是可靠的。

    另一次是出现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的《武昌起义谈》，他回忆说“旋，方正修带测绘生四十余人来时，黎统领遣马弁来云，谓早六时将亲来楚望台，余即询曰来敌乎？来顺乎？答云不知。”

    搞清楚黎元洪有没有事先联络革命党人，对那段历史，对黎元洪本人，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黎元洪为什么会联系革命党人，至少应该和以下两件事有关。第一件事宝塔会议到武昌首义，已经有半年多时间，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临时大都督的事，未必就没有人告诉他。而黎元洪知道了，肯定也会装做不知，他毕竟还吃着朝廷的俸禄，也不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

    革命党人起事了，宝塔会议定的事还算不算数了，黎元洪应该是想要知道的。

    第二件事瑞澂杀害了首义三烈士，得到了革命党名册，这么大的功劳，他能不向朝廷报功吗？事实上他是一刻也没停，就给朝廷发了请功电报。

    瑞澂看来还是个不吃独食的人，他还为下边的人请功。

    “本月初旬，即探明有革命党匪多人，潜匿武昌、汉口地方，意图乘隙起事，当即严饬军警密为防缉。虽时传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以及各员弁宪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驻汉俄总领事于租界拿匪，用得先破匪策，以寒匪胆，此皆仰赖朝廷威德所致。瑞澂借免殒越，惭幸交并。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商民并无惊扰。租界教堂，均已严饬保护，堪以上慰宸廑。”

    既然为弟兄们请功了，能不能请到先不说，但自己为弟兄们请功这件事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得让大家领他这份情。所以，大家很快知道了电报内容。

    凭黎元洪的身份，不能看不到，做为军内的二号人物，他的名字不在其内意味着什么，黎元洪本人不会不知道。

    从黎元洪的处境看，参不参加起义，都未必能够自保。他要搞清楚状况，他要做出抉择，和革命党人联系不是很正常吗？

    关于黎元洪对武昌首义的态度，有一点肯定是确定了的。做为湖北军界的二号人物，他没有同张彪一样，率部镇压或者抵抗起义军。

    虽然，他的部属只有一个营在武昌城内，这一营人中也有不少人是革命党，但黎元洪如果想参与对抗起义，登高一呼，也会有不少人会跟他走的。

    和平时一样，这个时候他是在军营的司令部。

    十点左右，派人到楚望台联络，没有带回口信。接下来，身在协司令部的黎元洪，没有阻止属下的士兵参加起义，也没组织人保护军营和司令部，而只是静观局势的变化。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手下的几个军官。

    黎元洪的协司令部离楚望台有五里路，在正南方向。间隔一片洼地，通向楚望台有一条小路。总督府衙在黎元洪的协司令部的北面六里的路程。也就是说，黎元洪的协司令部大体在楚望台和总督府两点连线的中间。当起义军从楚望台攻向总督府时，是要经过黎元洪的协司令部的。

    当晚，协司令部和所在营房遭受到起义方的枪击和炮击，但起义军没组织人员对协司令部进行攻击。

    黎元洪待到半夜十二点时，他和几个手下离开了协司令部。他对大伙的说法是“各自为之”，也就是何去何从，自己决定吧。

    陪在黎元洪身边的有参谋刘文吉、执事官王安澜。以及黎元洪所部驻在武昌城内的那个营的长官，即四十一标第三营营管带谢国超。

    几个人都劝黎元洪找地方躲一躲。他们先来到了黄土坡的参谋刘文吉家，在那里换上了便衣。然后，他们来到了同样住在黄土坡的营管带谢国超家，谢国超家的房子要大些。

    起义军攻下了总督府后，张彪带着没兵变的淄重八营和从总督府撤出来的残兵败将，沿城墙从文昌门溜出，登上楚豫兵船，撤到了汉口刘家庙车站。

    攻下了总督衙门，头脑冷静的起义领导人吴兆麟、蔡济民、张振武、李翊东等人在楚望台召开临时会议，研究和商讨组建军政府事宜。

    蔡济民先发言“现在，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重要的是组织政府，不能群龙无首。有了政府我们就可以通电全国，告之我们的宗旨和主张，呼吁响应，获得支持和认可。当前最紧迫的是推出一位德高望重，能够号令天下的人，免得被别人把我们看做是简单的闹兵变。”

    这个时候，革命党的主要领袖人物基本都不在。刘公被隔绝在汉口，孙武被炸伤，蒋翊武出逃，刘英远在京山，詹大悲和胡瑛尚在狱中，居正、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俱在港沪，杨时杰在京城。

    时下几位领导人不仅缺乏资历，也难孚重望。吴兆麟是个队官（连长），蔡济民是个排长，熊秉坤是个小班长，他们都不敢站出来主持大局。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拿不出什么主意。

    大家商量的最后结果是，上午在咨议局继续开会，进一步研究解决这些紧迫问题。

    吴兆麟（1882年—1942年10月17日），字畏三，湖北鄂城人  。十六岁投武昌新军工程营当兵，先后考入工程营随营学堂、工程专门学校学习。一九零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翌年再考入参谋学堂，毕业后任第八镇工程营左队队官。

    我们已经知道，辛亥武昌起义之夜，被起义士兵推为临时总指挥，部署指挥起义部队进攻湖广督署，占领武昌。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曾担任参谋部部长，第一协统领，参加阳夏保卫战。南北议和时，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筹划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任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后调北京，授陆军中将，成为湖北将军团首要，并任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主席。

    不久退出政坛，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督修樊口大堤等水利工程，捐资修建武昌首义公园。晚年潜心佛法。一九三八年日军侵占武汉，诱以高位，不为所动。病逝后，重庆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

    蔡济民（1886-1919），原名国桢，字香圃、幼襄。湖北黄陂人。少通经史，善诗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入湖北新军，后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不久，任陆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排长等职。一九零六年参与组织日知会，又先后参加共进会、将校研究团、群治学社、文学社，并经查光佛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任参议部长。四川保路运动进入时，竭力促成共进会、文学社联合，制订起义计划。

    一九一七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鄂军总司令。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利川被川军方化南杀害。

    一九二二年黎元洪总统特追赠其为陆军上将。一九二七年湖北省政府公葬于武昌伏虎山。

    曾与吴醒汉合撰《都督府组织与北伐军改编》一文。

    李翊东，生于一八八七年，原名李西屏，湖北黄冈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堂，与同学詹大悲等参加证人学会，鼓吹反清救国。宣统元年(1909年)因鼓动学潮，被校方除名，遂往武昌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后考进湖北陆军测绘学堂，经方兴介绍加入共进会。

    武昌首义打响后，正在测绘学堂的他，与学堂的革命党人方兴率队至楚望台参加起义。

    一九一三年参加护国讨袁之役。同年赴美国留学。一九二二年回国，任广东军政府大本营技师。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后，参加李济深、冯玉祥等领导的反蒋活动，任《民国日报》社长。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武汉解放前夕，参与组织湖北省和平促进会，任常委。

    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商业厅副厅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担任湖北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民革中央委员。

    一九六零年因病去世后，安葬在湖北石门峰公园辛亥首义纪念墙下，与熊秉坤、杨时杰等辛亥志士永远相伴，遗著《李西屏文集》。

    上午九点，马荣跑来报告，发现了黎元洪的下落。

    听到黎元洪的名字，几个人的眼前亮了。蔡济民、张振武诸人，猛然间想起了宝塔会议的决议。怎么搞得，怎么把这件大事忙乎忘了。

    急问详情，马荣说，方才带人在街头巡查，发现一胖人肩担皮箱走得急。怕是趁火打劫之辈，带过来一问，是黎协统的伙夫。问他黎协统现在那里，开始不说，经吓唬，说黎在四十一标三营管带谢国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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