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黎元洪邀请中山先生来武昌视察。此前，广东派代表请中山先生回故乡一游，中山先生也早有此意，正准备南下时，收到黎元洪的邀请。

    中山先生一四年到过武汉一次，印象很不错，武昌首义成功，引发先生无限遐想。当初武汉准备起义时，他的主导意见是准备得再充分一些，不要急于发动。就在他准备把自己的意见电告湖北的党人时，却在报纸上看到了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

    一想到这件事，先生总要禁不住心潮激荡。他决定还是先朝拜首义圣地。

    四月九日，孙中山一行人到达汉口，遂换“裕江”轮过江达武昌。同行的有孙夫人卢慕贞，子孙科，女儿孙媛、孙婉，随行人员有宋子文、胡汉民、汪精卫、景耀月、程超明等人。

    码头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铁血十八旗、五色旗挂满街头。长街两旁挤满了人，人们争先恐后，一睹革命伟人的风采。

    阅马场都督府布置一新，黎元洪带领着大小官员，列队迎候。孙中山在众人的簇拥下步入都督府大厅。

    稍事休息，黎元洪设宴招待中山先生一行。席间黎元洪致欢迎词，热烈欢迎孙中山一行来鄂视察，盛赞孙中山“功比尧舜”。

    孙中山在答词中则称黎元洪为“民国第一伟人”。

    饭后，黎元洪亲自送中山先生一行去黄土坡盐署，那里为中山先生设置了行辕。

    第二天清晨，黎元洪亲自过来接孙中山诸人，赶到阅马场时，蔡济民，吴兆麟、蒋翊武、李翊东等首义元勋已会同三百多各界人士列队恭候。

    黎元洪介绍中山先生与首义元勋们见面，中山先生亲切的和大家握手。

    介绍到吴兆麟时，中山先生说：“吴兆麟，我知道的，首义的总指挥，了不起。”

    声音一落，大家一阵掌声，吴兆麟很激动。

    中山先生突然想起什么，问：“熊一枪在吗？”

    熊秉坤上前与中山先生握手，于是，熊一枪的名字传遍了各地。接着，中山先生健步走上了主席台，发表了题为《共和与自由真谛》的演讲。

    中山先生在讲演中，盛赞武昌首义的伟大功绩，热情洋溢的指出：“吾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事业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先生的讲演，获得场内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

    讲演结束后，中山先生与首义功臣们合影，随行的宋子文先生，用相机留下这历史瞬间。

    中午，黎元洪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孙中山为表谢意，将一“文明棍”做为礼物，赠送黎元洪。棍长约一百厘米，柄上雕着“老来怪”和“四脚兽”图案，棍上刻有中山先生手书：“铭新老人逸仙刊贻”一行字。

    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但因为是中山先生所赠，又有先生亲笔，黎元洪还是特别珍爱的。

    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一行凭吊不久前的阳夏之役战场，面对被炮弹变成废墟的汉阳兵工厂，中山先生很心痛，说应当筹措资金尽快恢复生产。

    此前，中山先生已经知道了，北洋军在攻取汉口时，残忍的发火烧房。看到汉口街道，被烧成一片废墟的惨景，先生的内心还是被深深震撼了。他很难过，眼睛潮湿了，久久地沉默着。

    中山先生凭吊完后，为首义中牺牲烈士的敬仰，留诗一首。有如下名句：“武昌飚发，胡虏土崩。既攻既击，拯我弟昆。虽拯我昆，大功则成。人生有死，死有重轻。死以为国，身毁名荣……”

    返回武昌途中，黎元洪陪同中山先生一行游览黄鹤楼。

    中山先生登高远望，看长江滔滔，龟山蛇山相望，顿觉心胸开阔。

    先生问身旁的汪精卫：“情趣如何？”

    汪精卫答道：“眼前有景道不得。”

    黎元洪插话：“昔人已乘黄鹤去，孙君今登黄鹤楼。”

    逗得大家一阵大笑。

    中山先生看到武汉被长江和汉水隔成三地，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想法。自言自语地言道：“要是有一天能在江底挖一条隧道，把三镇连在一起，该有多好？”

    黎元洪在一旁马上附和：“好主意！好主意！”

    遂叫人取来笔墨，清中山先生以“开挖隧道”为题，写一条幅以激励后人。

    中山先生略思索了一下，题笔写下：“沟通大洋之顶水点。”

    中山先生在武昌逗留期间，除与黎元洪进行几次长谈外，还应邀在同盟会湖北支部，武汉报界联合会发表演讲，在同盟会支部发表演讲时，对于黎元洪关于将武昌做为国都的建议给予了回应。

    他说：“欲求巩固安全之策，非迁都南方不可……就南方而论，又有南京、武昌之争，而两地相交，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然而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此中关系非同小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

    中山先生的这番话，黎元洪和湖北的这些人听着，是很受用的。

    中山先生于十二日离鄂去沪，临行前给报界联合会写信一封。言道：“联合会诸君大鉴：……文于武昌首义之地，心驰已久，故中道来鄂，既得承黎副总统之大教，且与我鄂中父老昆弟周旋于一堂。慰百战之辛勤谋建设之端绪，诚知非数日间所能竣事，只愿以最锻之时间，慰向来之渴望，其不尽之情，留待他日重来，再作详述。报界诸公，当不此匆匆见责责也……临楮神驰，肃此侯撰安!孙文谨启。”

    中山先生此次武汉之行，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黎元洪及官方的盛情接待固然让他感动，而更使他心潮澎湃的是，鄂之底层民众的热情和拥戴。

    一个为民着想的，把老百姓记在心底的人，是会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爱戴的，而来自人民群众的爱戴，也能更使领袖人物对民众更深怀敬畏之心，所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这一次，孙中山和黎元洪个人也结下了深厚情谊。两个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黎元洪第二次从大总统的位置上下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山先生为安慰黎，特派汪精卫请黎元洪到广州叙旧。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偕夫人宋美龄北上，途经天津，在张园小往，黎元洪获知后，即遇李根源前往拜会。

    中山先生此时已重病在身，两人再次见面，百感交集，岂料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翌年，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黎元洪闻此噩耗，异常悲痛，持在自己天津的家中设灵堂祭奠，亲自日夜守灵，使天津各界人土得知此事后大受感动。

    这是两个性格迴然不同的人，一刚一柔，一张杨一沉稳，一放荡不羁一不露声色，……他们这对伟人的友情，被很多人所称道。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刚柔并济吧。

    黎元洪提出的军民分治的政策，因遭到南方革命党人的几个都督，李烈钧、谭延闿、胡汉民、蔚文柏等人的反对，袁世凯无法推行。中山先生离开鄂后，黎元洪不忘先生“社会革命”的重托，决定在湖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身体力行推行“军民分治”，在他看来这肯定是利国利民之策。

    他的做法是，将总揽大权的军政府撤消，代之以平行设置的都督府和民政各司其职，互不干涉。

    行政管理总需要富于管理经验的人来担任，民政长黎元洪选中了晚清老臣樊增详做湖北的民政长。

    樊增祥（1846—1931），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避居沪上。袁世凯执政时，曾任参政院参政。

    樊增祥在文学上的成就更引人关注，做为同光派的重要诗人，诗作艳俗，有“樊美人”之称，又擅骈文，死后遗诗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的骈文，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著有《樊山全集》。

    樊增祥为官，十分注意严法、宅心、平恕。由于他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中，养成一种坚毅的性格，能自行其志。他经世三十多年，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经常出入张之洞府，受张点拨，对文官从政之路十分精通，在执政时以果断的作风、出众的才能受到各方面好评。

    黎元洪早就对樊增详在知县、布政史、二江总督的政绩有所耳闻，其为官给黎元洪的印象极佳。武昌首义后，樊一直住在上海，黎元洪于是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沪请樊出山。

    樊对革命和共和可能没多少好感，加之政局不稳，他意图观望而不想出山。对黎元洪能想着他还是很感动的，但还是婉言谢绝。

    黎元洪于是求助于袁世凯，请他以大总统的名义，对樊加以委任，但樊还是坚持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