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很少过来的段祺瑞忽然来到了总统府，亲自请总统在免孙洪伊的命令上盖印。黎元洪仍然拒绝。

    段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嚷道：“总统不肯免孙伯兰的职，就请免我的职吧！”

    黎元洪也很生气，但他实在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便退一步说：“可以让伯兰自动辞职，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

    但是，孙洪伊则坚决表示：除非总统下令免职，自己决不自动辞职。

    十月二十七日，黎元洪请参谋总长王士珍与孙洪伊同到公府来商量此事。王士珍劝孙让步，以一个专使的名义出洋考察，不开去内务总长的职，由次长代理部务，以便和缓政潮。孙洪伊还是不肯让步，当即表示不愿出洋。

    当孙洪伊的问题僵持不下时，国会中韬园派议员吕复、褚辅成等提出了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案，并且传出消息，还要拟进一步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

    徐树铮人虽极跋扈，但胆子并不是很大。看见自己鼓捣起的事闹得太大了，不免心虚胆怯。

    随后提出：“只要伯兰辞去内务总长，维持总理的威信，可以调任为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

    孙表示：“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

    段听了孙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的话，不禁怒冲冲地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一方面表示决不辞职，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内阁就不能维持总理的威信。如果维持了总理的威信，势必又会影响到总统的威信。这个问题处于两难之中，一时间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

    有人给黎元洪的出主意，电召“隐居”卫辉的徐世昌到北京组织内阁以代段祺瑞。他们认为，段祺瑞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段之上。并且北洋系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勋对徐抱有特殊好感，以徐代段不会引起很大麻烦。

    黎也觉得傀儡总统和盖印机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派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

    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徐世昌突然变成“解决时局的中心人物”。北京传出来的消息各种各样，一会儿说徐即将来京，一会儿又说他不肯来。后又传出，徐世昌提出了“拥护元首”、“维持合肥（段祺瑞）”、“不入政界”三个条件，要黎元洪答应后才肯动身。

    徐世昌于十一月十六日到北京，既是奉总统之召，但当天并未到公府谒见黎元洪。

    十七日，黎元洪放低身段，亲自到五条胡同拜访他，希望从他那里能得到肯定的答复。但徐只向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就是不往正题上说。

    都是聪明人，有些话不说自明，黎满怀希望而去，十分扫兴而归。

    秘书长丁佛言劝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说：“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会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做总理。段是个心地狭小的人，先发表命令，必然会负气出走，徐就可以从容上台了”。

    丁佛言的话并不能减少黎元洪的忧虑，他心里有数。

    有人建议电召冯国璋、陆荣廷来京，作出决议干脆下令免段祺瑞的职，黎元洪对此也态度暧昧。

    黎元洪的这些策士们不满于黎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没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擅自打电报给冯国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请冯国璋发电为徐世昌出山壮声威。

    想不到冯国璋的消息很灵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之。而冯自己当选了副总统，正觉得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段做姿态。便明确回电说，内阁仍以维持原状为宜。

    这样一来，就使黎元洪的逐段计划多了一层阻力。徐世昌就是想出山，也多了一层顾虑。

    十七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就是孙洪伊、徐树铮两人同时免职，并且推荐张国淦继任院秘书长。他认为张国淦以前做过府秘书长，又做过段内阁的阁员，这样一个与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人继任秘书长，一定能够融洽府院感情。

    此时黎既没有勇气拒绝徐世昌的意见，舍此之外又无更妥善的办法，就于二十日下令罢免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

    二十二日，徐树铮拿了免他自己的职的一道命令入府盖印。黎元洪一面盖了印，一面又动了恻隐之心，要聘徐做公府军事顾问，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话。

    一般人都以为府院政潮因此而告解决，但是段祺瑞不肯罢休。他认为孙洪伊免职仅仅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院秘书长徐树铮既然去职，府秘书长丁佛言也该去职。

    黎本想拒绝段的这个无理要求，可是张勋忽然来一个痛斥丁佛言的电报，显然是有人从中运动。黎只能同意段的要求，二月二十五日派夏寿康继任府秘书长。

    丁佛言对失去这个受气的职务倒是没太介意，请辞了秘书长职务后，发表辞职书有云：

    “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旬不一晤总统，惟见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务省早经奏明日皇，而我大总统至时尚未尽知其事。内阁与章公使往来十余电报未一呈阅。

    ……”

    夏寿康（1871～19年），字受之，号仲膺，又作仲英。黄冈仓埠（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父为进士、浙江钱塘知县，早逝。夏寿康靠母、兄抚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一九零七年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成立咨议局，当选为副议长，曾上书请疏浚江河

    辛亥武昌首义后，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副部长，后调任都督府参议。，任湖北内务司司长；，署民政长。一九一三年九月调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铨叙局局长；是年二月，作为湖北代表参加政治会议。一九一四年五月，任肃政厅肃政使。

    浙江和江苏一样，也是各派势力争夺的一个热点地区。

    北京政府早就知道，浙江督军吕公望不能控制全局，民国五年十二月，段祺瑞派曲同丰到浙江帮助吕公望处理收束军队事务。

    曲同丰（1873—1929），字伟卿，山东福山人，早年参加过北洋水师及中日甲午战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曾任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教官、陆军速成学堂提调、监督、保定军官学堂监督。

    参加过云南辛亥起义，任三十八协协统。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军事参议官、参战军师长、北京政府航空署长、直鲁联军士官学校校长。

    一九一五年春，袁世凯屈服于日本的武力恫吓，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保定军校学生罢课反对，曲同丰亦通电全国表示愿率全校员生效命疆场，为政府之后盾，被北京政府褫夺军职，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恢复少将军衔和职务。

    曾任参战军第一师师长、边防军第一师师长。同年七月，他被国务总理段祺瑞委任为山东军务会办，赠勋四位，授陆军中将。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曲同丰拥段反黎，与徐树铮、靳云鹏、 傅良佐一起，被称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

    吕公望曾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曲同丰是他的老师，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吕对曲很信任。

    曲、吕面谈时，吕曾提到浙江军官有的不听调度，有的不服编遣，尤其是杭州警察厅长夏超极跋扈，浙江人叫他警察王，吕对夏极为不满。

    曲说：这次由北京出来，段曾告他，要他告诉吕说可以放手去干，段会做吕的后盾，对于目无督军的浙省军警首长，都可以罢免和调动。

    曲回北京后，段果然调升夏超为浙江全省警务处长，改派吕公望的心腹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

    傅其永，原名鸿淇，字右泉。金华人。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参加光复会，曾任陆军宪兵营队官。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冒险引新军进凤山门攻克巡抚公署，迫使旗营缴械投降。杭州光复后任浙军攻宁支队参军。支队扩编为师后，曾任炮兵团长等职。

    夏超（1882—1926），字定侯，浙江青田人，光复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浙江警察督练公所主办、杭州警察局局长、浙江省省会警察厅厅长。护国讨袁兴起后，夏超联络浙江反袁势力，积极参与了驱逐拥袁的浙江将军朱瑞、攻占将军署、浙江独立。

    此人善经营，很有心计，也是个权欲心很大的人。

    警务处长虽然位在厅长之上，但是没有实权，夏超认为这是明升暗降，当然不满。

    他和浙江军界关系很深。由于他的策动，浙江督署参谋长周凤岐，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第一旅旅长朱伟良、第二旅旅长李炜章、混成旅旅长俞炜都向北京政府辞职，这种辞职是集体罢工。北京回电一律不准。

    突然间浙江局势变得格外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