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刘志陆所指挥第三军克复恩平，为其它各路军跟进展开扫除了障碍。

    李烈钧当即调整部署，命令第三军进行佯攻，从正面牵制敌人，吸引敌之注意力。而将李根源的靖作为主攻部队，秘密急行军，于二十四日前插到陽江北部，从翼侧攻击敌人。

    同时令第二、三、四军均按原计划分别于二十三日前向陽江推进，掩护李根源部的进攻行动。

    讨龙军四路进攻，海军舰队也协力堵剿。

    李嘉品见难于抵抗，遂于三月二十五日放弃陽江，逃向电白（今电白东）。

    讨龙军乘胜追击，于四月十二日占领电白。

    这时，龙济光主力麇集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带，准备顽抗。

    讨龙军攻克电白后，立即分兵两路：以左翼部队配合沈鸿英部扼制化州东北部，并向化州、石城之正面攻击；

    以步兵一营、工兵一连组成别动支队，在海军掩护下，在雷州半岛南部登陆，攻击龙军侧背；另以军舰载步兵一部，在琼州登陆，袭击龙军老巢。

    龙济光部四面被围，已无斗志。

    讨龙军步步推进，势如破竹，于四月二十五日收复化州，二十七日攻克石城，二十八日下遂溪。

    与此同时，琼东县（今琼海东北）警卫营长杨锦龙，联络本部及当地黎族人民宣布独立，反对龙济光在琼州的统治。

    龙济光见所部弹尽粮绝，进退失据，只好弃军逃走，赴北京投靠段祺瑞，其部下多缴械投降。

    讨龙之战遂告收官。

    一九一八年四月，江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三路攻粤的命令，派兵攻入广东南雄。

    南雄市，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大庾岭南麓，毗邻江西。自古是岭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粤赣边境的商品集散地。史称“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枕楚跨粤，为南北咽喉”。

    唐光宅元年（684年）置浈昌县。南汉乾亨四年，在浈昌县置雄州。宋开宝四年，改为南雄州。明洪武元年，置府。清嘉庆十二年，改为直隶南雄州。民国后，改为南雄县，隶属广东。

    四月十八日，陈光远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攻粤总司令，混成旅长丁效兰为副司令，率兵两旅向南雄进攻。

    广州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第五军军长张开儒，鉴于南雄只有守兵四营，难于抵敌，急调驻韶关、仁化等地的第五旅、第六旅及炮兵一团，向南雄增援。

    但援军立足未稳，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

    莫荣新得报，急任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令率所部滇军由讨龙战场疾速北上。

    李根源率靖赶到韶关，将所部布置在韶关以北，接替第五军防务。

    五月初，李烈钧又奉命率讨龙部队增援北线。由于张开儒南雄之败，莫荣新乘机排除异己，撤掉了张的军长职务，将第五军交给李根源统率。

    李烈钧、李根源整顿部队后，决定分兵三路反攻赣军。

    命滇军朱培德旅出仁化、扶溪，杨益谦旅出都坑、罗坝，威胁赣军两翼；第五军为中路，从正面进攻南雄。

    为加强攻击能力，李烈钧从广州调运数门重炮配属部队。

    六月三日，靖发动全面反攻。激战四昼夜，赣军向赣境败退，靖克复南雄。

    靖反攻获胜后，李烈钧联络在衡、宝以南屯集的湘、桂军，拟相互策应，大举北进。由湘桂军负责攻取衡、宝，滇军负责攻取坝州；另调驻守潮梅的方声涛部由梅县出武夷山，直捣宁都。

    但此时粤、桂军意见纷歧，俱无战意。

    陆荣廷则主张“湘边现状，宜取守势，虽有生力军到，亦不必汲汲进攻，但以保守桂边，静待为上”。

    不久，李烈钧奉调为广州军政府参谋长，其三路反攻计划遂成泡影。

    此后，滇、赣军相持于大庾岭及信丰、崇义之间，再无大的战事

    徐树铮在当时是一个忙人，既要一手包办新国会的选举，又要主持对南军事，因此经常往来于北京、汉口之间。

    由于主战派两个大将忽然变卦不听调度，他打算单独依靠奉军，便停止援川计划。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拟把张作霖奉军的六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

    五月九日他命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到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

    五月二十四日，他又从北京赶回汉口来督促进行。

    但是，这个计划引起了直（曹锟）、鲁（张怀芝）两军的极大反感，致使他们厌战的情绪更加高涨。与此同时，这个计划又出乎徐树铮意料地引起了张作霖的反感。

    张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关奉军全部摆在战场上，显然与他的目的不符；他更不能容忍徐树铮对他所部任意加以调度。随即急令召回了三个奉军师长，并且借口边防吃紧要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奉军不行，小徐又只好又来打吴佩孚的主意。

    五月二十六日他由汉口到长沙，二十七日亲自到衡阳见吴佩孚。他眼光很准，认定吴佩孚是一个真正干将，曹锟不过坐享其成。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便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了。

    六月一日，徐匆匆由前方赶回北京来，在段祺瑞面前大大称赞吴佩孚一番，建议笼络吴佩孚拆曹锟的台。

    等级观念极强的段祺瑞，本没把吴看在眼里，听了小段的想法，觉得很有道理，立刻与吴直接通电话加以褒扬。六月三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

    将军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在官制上是“特任”级，与督军并行，一个手握实权的军人加上这个头衔，就是候补督军了。

    身居高位的段祺瑞，直接给一个师长打电话，是多大的荣幸呀！但这样的恩宠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吴佩孚到了衡阳之后（4月25日），就无论如何不再向前进兵了。

    六月十五日，他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订立了停战协定。

    八月七日发表了致李纯的电报，大肆攻击段内阁的亲日政策。

    二十一日，又发表致冯国璋的通电，竟公然喊出“息战御侮”的口号来了。

    吴佩孚态度的转变，应该与以下原因有关：

    一、士兵久战疲惫，事实上，不能再向南深入；

    二、湖南战争本是他的首功，督军却被张敬尧抢去，嘉奖虽然有他的份，但等级最低，这不能不使他这个自认出力最多的人心生怨恨。

    三、国内反对内战、反对亲日的氛围日益浓厚，将士厌战情绪不断升高。

    四、左路军在湘西几乎被湘粤联军全歼，这一战给吴的心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车不落险地”，他很清楚，他的这支部队再往前打，势必孤军深入而越前途未卜。

    五、最重要的是，吴在征湘之战中开始所以那么积极，是想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现在目的已达成。手里这支武装是吴安身立命之根本，他必须加以珍惜。

    六、养敌自重，就算是能扫平西南，自己也就失去了价值。

    徐树铮虽然很会耍手腕，也会笼络人，可是这次却是很失败。

    他在衡阳和吴谈得非常投机，答应补助吴若干军费，以及发表吴的孚威将军名义，以交换吴佩孚的完全听命。

    却不料衡阳密谈这一幕竟被曹锟知道了，大为光火，徐树铮竟收买他的部下，立刻提出严重的质问。

    而吴佩孚则以为是徐树铮故意泄漏，以挑拨离间他和曹锟的关系，使他自己无法做人，从而对徐恨之入骨。

    张怀芝和曹锟本来都是激烈的主战派，忽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曹锟一再请求回直隶养病，五月二十九日没有等待段祺瑞同意，就离开汉口，还把第一路司令部全部带走。

    三十日张怀芝也率领亲信径返山东。这两位大将在离开汉口之前，曾与王占元、赵倜、陈光远、李纯交换意见，打算发出一个电报，假口“民生凋敝，不堪再战”，命令前方“停战待命”。

    段祺瑞听说前线将帅公然主和，大为震动，赶紧活动疏通，花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他们没有发出这个电报。

    三个原来的主和派和三个原来的主战派，现在他们竟结成一体，最严重的是这个新的主和派领袖竟是曹锟。这对段的打击极大。他越来越感到他的武统大业，已经深陷危机。

    祸不单行，直军前线全体将士也联名发表通电，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与此同时，前线直军的五位旅长也联名发表请假的电报。这五位旅长是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

    我们已经知道，所谓请假就是怠工示威，五位旅长联名请假就是集体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