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各派各系军人联合驱逐滇黔军时，曾在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这个联合办事处长其实就是督军或者总司令。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四川军人在重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中作出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署名公布。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宣布自治的省份。
将滇黔军从四川赶出，在北京政府看来，也就表示四川已摆脱西南的势力范围，于是发表了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但遭拒绝。熊克武通电拒绝接受省长，全体川军将领也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命令。
迫于形势，投向北方的刘存厚也不敢接受督军任命，只能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
不过，他打了一个密电到北京，表示自己始终拥护“中央”，由于目前四川环境特殊，所以不能公开表示态度，请“中央”予以谅解。
北京政府在四川碰了钉子，很没面子，竟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一来刘存厚变成川人之敌，大家都骂刘口是心非，小人一个。
刘存厚怎么也没想到北京政府会如此待他的，除了打电报到北京，埋怨北京政府不该把他的密电公开，使他无地自容之外，也无之奈何。
此前，刘存厚曾收买刘湘的部下，以军长职务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结果被刘湘发现，陈能芳被撤职。而在唐继尧还未下台时，刘存厚曾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张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秘电本，把周扬移送在重庆的“联合办事处”处理。
这一连串的事件加到一起，彻底激怒川军一二两军的将领们，他们联名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会攻成都。
“联合军”要取成都，刘存厚所属的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来会合北路军。刘存厚所属的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联络，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面对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局势，三月十二日刘存厚在成都被迫通电下野，退出成都，带着他的部众万余人退到陕南宁羌一带。
联合军开进了简阳、新都，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进行了吸收改编。
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贵州仅次于湖南和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
一九一九年底，王文华、何应钦、谷正伦等新派人发起成立“贵州政治委员会”，要求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谋划废除督军。
而旧派刘显世认为“废督就是逼我死”，组织力量“倒王”。建立了反对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由刘显世控制的游击军也陆续向贵阳集中。
一九二零年十月初，王文华决定让驻扎在四川的黔军“回黔就饷”，以配合在贵阳的警察厅长何应钦发动政变。他自己则以养病为名前往上海，以免被人指责“以甥逐舅”“以下犯上”。王文华还嘱咐部下重在夺权，不要伤及刘显世。
十月下旬，黔军陆续退回贵州省内。刘显世急调游击军三个营赶往贵阳，并连日与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等人筹划应对之策，准备等游击军集结完毕，先消灭何应钦在贵阳的武装。
这一情况被何应钦探知，遂密令黔军的警卫营火速赶往贵阳。刘显世明知警卫营是王文华的精锐部队，人员素质和装备在黔军中都是最好的，但因为该营营长孙剑锋是自己长子的妻兄，副营长林子贤是自己次子的妻兄，故而对该营的到来未加防范。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日下午，何应钦与孙剑锋在警察厅商讨行动计划和杀人名单。何应钦不主张多杀人，孙剑锋则力主杀人多多益善。孙剑锋将他拟议的有十几个人的杀人名单给何应钦看，何应钦认为要多斟酌，不应扩大事态。孙剑锋埋怨何应钦做事太婆婆妈妈，难成大气候。
两人为此争论不休。当夜行动前，何应钦召省议会议长张士仁来，请他过目名单。张士仁提出，名单上前面几人是首要分子，杀之罪有应得，“以下的不过是为彼辈作走卒，杀之无补于事，反而引起社会舆论之责难”。
何应钦听后表示尊重议长意见，最后决定只捕杀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三人，由孙剑锋负责执行。孙剑锋命令警卫营属下的三个排各自负责“解决”一人。
当天晚上，郭重光与耆老会（由贵州地区官僚、豪绅地主组成的组织，以郭重光为主）成员聚会，众人劝他躲避，郭重光不听，结果在夜里被士兵绑走，押至北门桥头。据目击者称，孙剑锋指挥警卫营士兵“把郭放平在卖肉的案桌上，几人按住，一刀剁下郭的脑壳，提起脑壳就走了”。郭重光的幼子郭虞彩、次女郭润彩一同被害。
熊范舆遇刺那天晚上，有人前来报信，劝熊范舆躲避，但他坚持不走。熊范舆遇刺后，过了五天才发还首级。家人请皮匠缝合头颅，将其葬在城外。
警卫营士兵闯入何麟书家，先是打死马夫。紧接着，何麟书子侄三人或被砍头，或被射杀。何麟书的幼女刚满周岁，被士兵一刀刺中大腿，幸得保姆舍身相救，称其是女孩，才捡回一条命。当时何麟书听到扰攘声，拿出佩枪欲做一搏，被夫人劝住，后来从二楼窗户跳至隔壁人家花园，得以逃脱。
第二天，刘显世见大势已去，只得交出权力，回兴义老家。贵州的最高政治权力为新派掌握。
这就是贵州历史上有名的“民九（民国九年）事件”。
王文华在上海获悉贵州夺权捷报后，往见孙中山，汇报贵州政局变化情况。孙中山委任王文华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派王往浙江去争取浙江督军卢永祥。
不幸的是，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王文华的部将袁祖铭，收买刺客，在上海一品香饭店将王文华刺杀，时年三十二岁，葬于杭州。
一九三零年，王文华被追任为陆军上将。
卢焘获知王文华的正式死讯后，才正式接受广州方面的任命，成为贵州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年四月二日，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且组织了省宪会议。
卢焘，乳名卢海湖，学名启熹、亮畴，字寿慈，一八八二年出生于广西省思恩县明伦乡九伦村（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明伦村）的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
卢焘由于家境贫寒，九岁才进私塾启蒙。进私塾后，老师给他起学名卢启熹。他学习很用功，常常熬夜苦读。后来，父母把他送到庆远（今宜州市），由他大姐、大姐夫资助继续读书。两年后，庆远举行甄别府考，十七岁的卢焘获得第一名。
卢焘不仅学业出类拔苹，而且机智、勇敢。府考的前一年，他十六岁，趁假期跟随在象县任军职(主事)的大姐夫郭醴轩到象县（今象州）玩。其间，郭主事带兵出差柳州。当地的匪首探知郭不在象县后，纠集匪徒数十人，抢劫象县县城郊区农民的耕牛和财物，当晚又围攻县城。
由于城内留下的兵丁不多，官兵一时惊慌失措，居民人心惶惶。卢焘挺身而出，组织城内青壮年拿起鸟枪土筒，协助兵丁上城防守，并派人赶赴柳州报警。夜间通宵点火，敲锣示警。巡逻通道关口，使土匪无法破城。天明时，他们见匪帮只有少数土枪，武器还不如守城兵民，便大开城门冲杀而出。匪帮力不能支，丢下耕牛、财物，争相逃命，象县各界对卢焘的胆识和谋略大加称赞。
一九零零年，卢焘结束学业后，先后在梧州海关、柳州清军中任司书、文书等职。
一九零四年，卢焘遇上潜入清军进行策反工作的革命党人张铁城，受到了革命教育和影响，一九零五年经张铁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卢焘与张铁城等人在庆远、柳州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一九零七年，孙中山、黄兴等在安南（今越南）河内设立中国同盟会指挥机关，策动两广革命，组织南方起义。卢焘与张铁城积极响应，遂离开军营，到柳州创办樟脑公司，并开设富贵升旅馆作掩护，联络各方志士，发展革命组织，为革命筹集活动经费。
一九零八年六月，他们运一批樟脑到香港卖掉，转买了一批武器弹药，暗藏在回头货棉纱包内，途中被武宣县厘金局查出没收。张铁城、卢焘均被广西当局通缉，分别逃往奉天（今辽宁）、香港。不久卢焘从香港返回南宁，经龙州取道安南河内，转往云南。
一九零九年五月抵达昆明，投入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机关枪营营部当司书生。后入云南讲武堂，被编入步兵科特别班。
此时，云南讲武堂系同盟会培训革命骨干的基地，讲武堂的很多学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卢焘进入讲武堂后，由于志同道合，与朱德、范石生、胡瑛、李云鹄、金汉鼎、李汉文、田钟谷等人结拜为兄弟。
一九一一年九月，卢焘在讲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见习。武昌起义爆发，云南的同盟会组织立即响应。，蔡锷、李根源发动了云南起义，攻占云贵总督府、兵工厂和军械局，进而占领昆明全城。卢焘在攻打军械局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立下战功，被委为第七十三标三营三排排长。
云南宣布独立后，蔡锷整编队伍，出师援川。卢焘被提升为援川第二梯团步兵独立大队后队队官。十一月，独立大队急行军进占四川古蔺县。卢焘进入县衙视察，发现县衙内人员早已跑光．但存有数万银元，他即派兵严加看守，并下令任何人不准乱动，违者严惩。接着，他下令找回县长，并向县长宣讲滇军援川的意义，又将银元分文不少交还县长，然后率部离开古蔺。从此，古蔺县人齐声称赞卢焘是一位不贪钱、禁抢掳的好军官。
一九一四年四月，卢焘应贵州省护军使刘显世的邀请，从柳州到达贵阳，被任命为贵州东路巡防管带。七月，刘将黔军整编为六个团，任命王文华为第一团团长、卢焘为团副。一九一六年一月，刘显世以贵州省都督的名义宣布护国反袁，令黔军配合滇军出师讨袁。王文华任黔军东路支队司令，统率第一、二、三团，卢焘任第二团团长。
卢焘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在反袁护法等斗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爱国爱民，一生为国家民族、为人民群众、为社会进步做了许多好事，被人们誉称为“活菩萨”、“和平使者”，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卢焘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泾渭分明，始终不为蒋介石所利用，在一九四九年被杀害。一九八六年新中国民政部追认卢焘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