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罗马著名的哲学家说过：“教诲是条漫长的路，榜样是条捷径。”

    年轻人的身上充满激情和潜力，如能得到优秀领路人的指点，则更能激发他们身上的活力。

    带着蔡元培走上科举之路的领路人，便是我们前边提到的他的六叔蔡铭恩。

    蔡铭恩，字茗珊，县学廪膳生员，工于制艺，善诗词，在绍兴授业讲学。在蔡元培之前，是蔡家族人中，世世代代读书登科的第一人。

    只不过，他的科举之路更为坎坷。不但是在蔡元培中举六年后才成就举子梦，而当蔡元培后来一路高就，他却止步于举人。乃至于后来蔡元培当了京试的阅卷大员后，因有他六叔参见京试而不得不回避，正所谓后来者居上。

    蔡铭恩或许是因为自己不甚得志，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蔡元培身上。

    要想在科举这条崎岖路上不断往上攀登，小考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蔡元培在16岁时，六叔带着他参加童子试，也就是小考。

    当时的小考分为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考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考三场。道考正试一场，复考一场。

    参加考试之前，六叔见蔡元培特别紧张，就安慰他，说这一次参试，不妨当作一次尝试，一次热身，积累考场经验。不要期望值过高，对结果不必看得过重。

    考试的结果，蔡元培果然没能考中，因为六叔提前打了“预防针”，此次失败，对蔡元培打击倒不是很沉重。

    其实，这一次，蔡元培对自己的考试应答，自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他甚至想不出自己的差距在哪里。既然名落孙山，他总算见识到了科考的艰难

    第二年，也就是蔡元培17岁的时候，六叔又一次带着他参加小考。或许是为了让他放松，或许是免于遭受打击，进考场前六叔又有话在先，说这小考没有个四次五次的是别想过。所以，这一次考完后，蔡元培可是没抱任何希望。没想到，结果却大出他的意料，考中了。

    这一次的主持考试的提学使潘峄琴先生，他特别欣赏蔡元培的文笔，给蔡试卷的评语有：“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精当，与众不同”。蔡元培应该是有幸遇到了潘峄琴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

    潘峄琴，讳衍桐，广东番禺人，这是个有真才实学且独具慧眼的人。

    17岁就考中了秀才是不多见的，蔡元培和蔡家很受族人和四方邻居推崇。

    在此后的两年里，蔡元培先后在绍兴城内的姚家和单家充任塾师，每家有学童七至八人，这应当是他执教生涯的开始。

    蔡元培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不想简单的重复自己前辈的教书先生们走过的路。除了四书五经这些必读课外，他还想给学童们灌输更多的知识，这样，他自己必须懂得多，就必须多读书。所谓，以其昏昏如何能使人昭昭。

    六叔有限的一些藏书已经被他阅览无遗。《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大戴礼记》等，这些书他不知读了多少遍。在没有书可读的时候，他也随意剪读一些考据和词章的书籍。诸如，《章氏遗书》、《日知录》《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筏》等等。尤其注力于金融学和小学（文字学），并开始学作散文和骈体文。而对研习了六七年之久的八股文儿，却较少有问津。

    随着兴趣的增加和涉猎的广泛，这样自觉不自觉的将他引入专门的学术领域。如他自己所说：“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沽训之学。”然而是他最为得意的。深受影响的则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讯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于正變的《癸已类稿》、《癸已存稿》等几部书。

    朱骏声（1788年3月30日——1858年11月21日），字丰芑，号允倩，晚年又号石隐，江苏苏州人，清中后期文字学家。十三岁受读《说文解字》，十五岁师从清代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钱大昕十分欣赏他，说：“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

    嘉庆二十三年中举，官扬州地教谕。他博学无书不读，娴习经史，擅长诗赋词章，著作甚多。著有《说文通训定声》和《传经堂文集》等作品。

    《说文通训定声》18卷，是第一部声首学书籍。全书以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古韵十八部。同从一声符孳衍的字都联缀在一起，秩然有序。每字之下，先释《说文》本训，引群书古注为证，即所谓说文；次陈述字的引伸义和因文字假借而产生的假借义，即所谓通训；最后举出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这3部分的主要部分是通训，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其它著作如《礼仪经注一隅》《夏小正补传》《小尔雅约注》《春秋左传识》《离骚补注》等。以及堪定而未刊行者《尚书古注便读》《春秋三传异文核》《小学识馀》《六书假借经证》《秦汉郡国考》《天算琐记》《经史问答》《岁星表》等。

    《朱氏群书》收论著七种，有光绪八年（1882）临啸阁刻本；《朱骏声文集》，有民国七年（1918）心社铅排本。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史学家、思想家，被称之为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

    这是个很励志的人，也是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埋没的人。对于其人，不妨祥加介绍。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章学诚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的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章学诚在国子监读书期间，寻常考试名次仍常居下等，受尽考生们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在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

    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方面。

    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理念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

    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景。

    接下来，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但章学诚从进入志局起，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为了生活，章学诚忍了一段时间，但终于愤然离开。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章学诚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信中有言“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于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

    在修志期间他的一封书信中，曾经言道“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

    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

    这样一来，《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

    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

    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学诚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

    邵晋涵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由章学诚主持开局编辑《史籍考》。

    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宿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书院主讲，他用余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在此书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达。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已趋于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

    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

    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因毕沅遭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

    嘉庆五年（18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仍坚持著述，直至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