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龙是县里的名人，他去武装部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值班干部在听到李龙的自我介绍后，立刻就去向部长报告。这时候武装部处于特殊改革时期，虽然归军地双重管理，但里面的干部是地方编制，不是军人。...乌城的冬天干冷得像一块冻硬的馕，风从天山北麓卷下来，刮过红山公园光秃秃的榆树梢，钻进医院门诊楼玻璃门的缝隙里，吹得人脖颈发凉。我站在CT室门外，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胶片袋，指节泛白。袋子里三张片子，肺部阴影边缘模糊，呈毛玻璃样改变，右下叶还有个小结节——医生没多说，只让我去呼吸科专家门诊再看，语气平缓，却把“建议尽快”四个字咬得很重。我妈坐在走廊长椅上，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正低头剥一个橘子，一瓣一瓣掰开，整齐码在皱巴巴的塑料袋里。她抬头看见我出来，立刻把橘子塞进我手里：“趁热吃，甜。”她手指上还沾着橘络的汁水，在冷空气里微微发颤。我没接，把胶片袋往棉衣内袋里按了按，冰凉的塑料边硌着肋骨。她手顿了一下，没再说话，只是把剥好的橘子又往我跟前推了推，动作轻得像怕惊飞一只麻雀。玛县那边来电话是下午三点十七分。信号穿过天山余脉，断断续续，像被风撕碎的布条。老支书的声音沙哑，夹着柴油发电机低沉的嗡鸣：“小陈啊，雪封山了，后沟那片林子塌了半拉坡，护林站房顶压塌了，老李头腿卡在梁木底下，人醒了，喊着要见你……他说，他存粮仓底下埋着八三年冬的桦树皮火绒，点不着火，就烧不旺咱的炉子。”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闷咳，接着是搪瓷缸子磕在铁皮桶上的脆响，“还有……你让捎给县里的鱼苗，活下了七成六，昨儿刚下到二道湾子，鱼尾巴甩得欢实。”我捏着手机，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一声极短的气音，像冻住的溪流突然裂开一道缝。八三年冬的桦树皮火绒？那年我十二岁，跟着老李头在雪地里刨了三天，用冻僵的手指撕下整片整片泛银光的树皮，晒干、捶软、卷紧，塞进铁皮罐子底下压着的旧棉絮里。他说那是“命根子”，火种断了，林场就死了。可后来林场改制，老李头退了，火绒罐子不知丢在哪间漏风的库房角落。原来他一直记得，一直埋着。挂了电话，我蹲在门诊楼后巷水泥地上，掏出烟盒，手指抖得打不开火机。风卷着枯叶扑在脸上，像无数细小的耳光。远处传来救护车鸣笛，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尖锐得刺耳。我忽然想起去年夏天在玛县水库边，阿勒泰来的维吾尔族老渔民吐尔逊大叔教我辨认鱼汛——他枯瘦的手指蘸着湖水，在晒烫的石头上画出弯弯曲曲的线：“水凉一分，鱼游三寸；风向一转，鳞翻七次。人哪，不能光盯着眼前这巴掌大的水，得看云头，看山影，看芦苇荡里野鸭子飞起的高度……”当时我笑他玄乎，他咧嘴一笑，金牙在阳光下闪了一下：“你们汉人讲‘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讲‘胡大给的时辰’——其实都是一回事，就是别跟老天爷拧着来。”拧着来？我盯着自己发抖的指尖，烟丝簌簌掉在鞋面上。这些年，真拧着来了。写书时熬通宵，赶稿子像赶羊群，一头撞进 deadline 的围栏；回玛县探亲，总想把每户人家的难处都扛在肩上，修水泵、跑兽医站、替牧民孩子寄复习资料……连呼吸都带着一股子“必须干点什么”的焦灼。可老天爷从不听人念叨，它只按自己的节律落雪、刮风、让肺叶悄悄长出不该有的阴影，让护林站的房顶在无人知晓的深夜轰然塌陷。手机又震起来，是玛县中学的王老师。她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什么：“陈老师，班里学生问你啥时候回来讲作文课。我说快了。他们把上回你留的作业本收起来了，说要等你亲手批……还有，教室窗台上那盆仙人掌，开花了，黄的，小朵，特别精神。”我闭上眼，眼前浮出那盆仙人掌——灰扑扑的陶盆，歪斜的茎干上扎着几根硬刺，去年春天我随手插进去的，浇过两次水，再没管过。它竟在贫瘠里开了花。当晚住在乌城老城区一家招待所。房间窄小，暖气片嘶嘶响着，像垂死的猫在喘息。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幽光映在墙上，晃动如水。文档标题还是《重生八一渔猎西北》最后一章的草稿，光标在“尾声”二字后缓慢闪烁，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手指悬在键盘上方，迟迟没有落下。窗外，一辆夜行卡车碾过坑洼路面，车灯扫过天花板，光影剧烈晃动，仿佛整个房间都在颠簸。凌晨两点，我起身推开窗。寒气裹挟着雪粒子扑进来，打在脸上生疼。远处天山轮廓隐在墨色里，只剩几处峰顶反着微弱的月光，冷硬如铁。忽然想起十五年前初到玛县的那个傍晚——也是这样冷，我背着破旧帆布包，站在县城唯一一条柏油路尽头，看夕阳把供销社褪色的招牌染成一片暖橘。那时肺叶干净，脚步轻快，以为人生不过是一张白纸，只待挥毫泼墨。可白纸终究会泛黄，会卷边，会沾上洗不净的墨渍。就像玛县河滩上那些被水流冲刷了百年的卵石，棱角尽消，却更沉，更韧，更懂得如何卡在河床的缝隙里，让流水绕着自己走。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乌城中医院。不是为看病，是找一位退休的老中医，姓周，玛县人称“周一把脉”。他在院后小院里种满药草，当归叶子肥厚，黄芪茎秆挺直，一株百年枸杞树虬枝盘曲，挂满暗红果实。周老正在石臼里捣药，杵棒起落沉稳，药香混着霜气，在清冽空气里浮沉。“来了？”他头也没抬，声音像陈年艾绒燃尽后的余味，“坐。喝口姜枣茶。”我捧着粗陶碗，热气氤氲了眼镜片。他放下药杵，擦擦手，在藤椅上坐下，目光扫过我的脸，又落在我搭在膝盖上的手——指甲边缘泛着不易察觉的青灰。“肺气不足，兼有郁结。”他端起搪瓷杯喝一口，“但不是大病根子，是心先累了，气才跟不上。你写书，写玛县，写鱼，写雪，写人……写得太满，把自个儿的气口堵死了。”我怔住，碗沿抵着下唇，烫得发麻。他指着院角那棵枸杞树：“看见没？它一年开花四茬，结的果子，头茬最甜，末茬最涩。可它从不挑时候开，也不嫌末茬涩。为啥？因为它知道，花开了，果结了，就是它活过的证据。人这一辈子，哪能总掐着最甜的那茬果子吃？”我喉头发紧，想说话，却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老李头塌房那事，我听说了。”周老忽然说，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块暗褐色的硬块，“他前年托人捎来的，说是玛县后沟老桦树皮烤的火绒，让我帮着存着，说‘等陈老师哪天路过，给他揣兜里，暖手’。”他把火绒塞进我外套口袋，沉甸甸的，带着陈年木料的微香，“他腿是卡住了，可人清醒着，嘴里念叨的不是疼，是你小时候趴他炕上抄《渔具图谱》的模样。那本子，他锁在樟木箱底，钥匙拴在裤腰带上。”我猛地攥紧口袋里的火绒，粗糙的颗粒感硌着掌心。那本《渔具图谱》，是我十六岁那年，用攒了半年的卖鱼钱，在县书店买的盗版书，纸页泛黄，插图模糊。老李头却当成宝贝，每晚睡前必翻两页，指着图上“七星钓”问我：“这七颗星，是天上北斗，还是咱玛县七座山头？”我随口答：“都是。”他便笑，眼角皱纹里盛满星光。离开中医院时，雪停了。阳光刺破云层，落在积雪上，亮得晃眼。我拐进一家文具店，买了最厚的牛皮纸信封、三支不同粗细的钢笔、一叠素描纸。回到招待所，没开电脑，而是铺开纸，蘸着墨水，一笔一划写起来——不是小说，是给玛县中学孩子们的信。开头写道：“昨天王老师告诉我，你们窗台的仙人掌开花了。真好。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春天，我在乌城火车站买了一包葵花籽，路上磕开几粒，把壳随手扔在月台缝隙里。今早路过，竟看见缝里钻出三寸高的小苗，叶子绿得发亮，茎秆挺得笔直。原来生命从不问地方好不好，只问——你想不想活。”写完，我掏出手机，拨通玛县林场电话。接通后，只说一句：“支书，我明天坐早班车回去。带上新买的氧气瓶，还有……”我顿了顿，伸手探进衣袋，摸出那块硬邦邦的火绒，轻轻捏了捏，“带上火。”第三天清晨，绿皮火车在雪野中缓缓启动。我靠在车窗边，看乌城灰蒙蒙的楼影退后，渐渐被白茫茫的戈壁吞没。车厢里暖气不足，呵出的白气在玻璃上凝成薄雾。我掏出素描纸，开始画——不是风景，不是人物，是玛县地图。铅笔线条从天山南麓蜿蜒而下，勾勒出玛纳斯河、二道湾子、后沟林场、县中学、供销社……最后，笔尖停在地图中央，用力点下一个黑点。旁边标注：此处，有火。列车穿过达坂城风区，车窗被狂风拍打得嗡嗡作响。我收起图纸，从背包侧袋取出一个旧铁皮盒——那是老李头送我的第一件礼物，盒盖上用红漆歪歪扭扭写着“陈默·火种”。打开盒盖，里面没有火绒，只有一小撮深褐色粉末，和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老李头的字迹：“火种不在树皮里，在心里。心不灭，火就不熄。——八三年冬，于雪夜。”我捻起一点粉末，凑到鼻尖。是桦树皮灰烬的味道，混合着极淡的松脂香，还有一点……硝石的气息。原来他早把火种炼成了灰，又把灰烬藏进时间里，等我某天亲手打开。火车广播响起，报站声沙哑：“下一站，玛县。下车旅客请做好准备。”我合上铁皮盒，扣紧搭扣，金属碰撞声清脆。窗外，雪野尽头，一道淡青色的山脊线缓缓升起，轮廓柔和，像大地刚刚舒展的脊背。风掠过车顶，发出悠长的哨音，仿佛整片北疆都在屏息等待。我摸了摸胸口，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下沉，又悄然升腾——不是重担，是扎根；不是熄灭，是蕴热。玛县到了。我拎起背包，走向车门。车门打开的瞬间，凛冽的空气裹挟着雪沫涌进来，扑在脸上，带着冻土与松针的凛冽气息。站台上，几个穿旧棉袄的孩子正踮脚张望，其中一个小男孩手里举着一截枯枝，枝头扎着几朵小小的、明黄色的野菊花——那是玛县初春最早开的花，当地人叫它“雪线菊”。他看见我，忽然咧嘴笑了，露出豁牙，把花枝高高举起，像举起一面小小的、倔强的旗帜。我快步走下台阶，雪粒簌簌落进衣领，凉意沁肤。走到孩子面前，蹲下身，平视着他冻得发红的眼睛。他把手往前送了送，花瓣上还沾着未化的雪粒，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我接过花枝，指尖触到孩子温热的掌心。那温度顺着神经末梢一路向上，抵达胸口，轻轻撞了一下。身后，火车汽笛长鸣，震落了站台顶棚积雪。我站起身，把雪线菊仔细插进外套胸前的口袋里。花瓣柔软，蹭着皮肤，微痒。风更大了，卷起雪尘，在天地间拉出一道流动的银线。我深吸一口气，肺叶扩张，带着冰碴的空气涌入深处，清冽，锐利，充满不可辩驳的生机。路还长。火，刚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