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用了相当长的篇幅集中总结评介刘恒一生，这在整部史记中几乎也是独家，堂堂汉太祖高皇帝刘邦也只得到几个字评语：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还包括一个好酒及色。

    刘恒得到的最高评价是这么一句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刘恒一共在位23年，这期间，没有进行任何宫殿的扩建以及其他类似的工程，有次刘恒想建一座高台，用来登高远望，有关部门报上工程预算，刘恒看后叹了一口气，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加一起也没这个台子值钱，我自己都常担心这点水平，有辱高皇帝留下的这座宫殿，还盖什么高台，算了算了。

    刘恒在全国倡导艰苦朴素，并以身作则。

    除了正式场合，刘恒的日常衣服都是普通布料做的，后宫的慎夫人，衣服从来不拖着地，蚊帐也是普通蚊帐，刘恒给自己的修的墓，建筑材料都是一般的瓦，没用任何金银铜铁锡，而且下令埋了后不要起坟头。

    还是那句话，无论这是真性情还是做秀，至少刘恒这么做了，我们哪一个不是天天要做秀。

    刘恒从老爹刘邦那里继承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性格，听得近话，再难听也听得进，他虽然没有魄力可言，但是有眼光。袁盎跟他说话从不客气，偶尔还有教训的语气，刘恒不放在心上；冯唐基本上就是对他开骂了，刘恒升他的职；周亚夫见了他都不拜，刘恒委以重任。

    刘恒从代国带过来的老臣张武，喜欢钱，贪污受贿被人举报，刘恒非但没处罚，还送给张武一大笔钱，张武非常惭愧，不再收受任何钱财。

    从法律角度看，刘恒这种行为非常不值得提倡，但是换来的，却是张武加倍的感激和忠诚。

    公元前157年六月，刘恒病死于未央宫，年四十七岁，葬于霸陵。谥号文，庙号太宗，后称孝文皇帝，汉文帝。

    刘恒死前留下一封遗书，没有豪言壮语，依旧保持他一贯的自谦语气。

    遗书里说人生而死，天理自然，没必要哀伤；丧事要从简，不要打扰老百姓；不要在霸陵大兴土木，埋到墓里就算了；后宫的女人，级别比较低的，都让她们回家……

    太子刘启今年三十一岁，人还不错，应该是个合格的新皇帝，国家也是一片安宁。

    刘恒是安然而逝的，没留下什么遗憾。

    刘启波澜不惊地即位，尊薄太后为太皇太后，窦皇后为太后，大赦天下。

    薄太皇太后年老体衰，加上丧子之痛，不久后死了。

    匈奴人趁大汉帝国国丧之际，入侵边疆，刘启和父亲一样，派御史大夫陶青去和亲，对匈奴只能继续忍。

    但是对内，刘启踌躇满志，他做了二十三年太子，压在心里的想法太多。

    即位后晋升了一大批高级官员。宰相门人七品官，更何况刘启已贵为皇帝，前太子府的大批官员，包括晁错、张欧、周仁全部得到晋升，都是只比丞相低一级的高级职位。

    又见一朝天子一朝臣。

    所谓的三公九卿，是一个后世约定俗成的说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3+9。

    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一般称三公，但有时有左右两位丞相，有时太尉这个职位都不设置，刘启即时就没太尉，由丞相兼着。三公九卿基本上是泛指高级官员。

    晁错的职位是内史，负责管理长安都城的大小事务。

    丞相还是申屠嘉，御史大夫是开封侯陶青，陶青的父亲陶舍是刘邦时期的老功臣。

    晁错还是那个老脾气，对任何人都不客气，尽管他确实是在为国家着想。

    袁盎眼见晁错得势，上书请辞，回家休养，我不跟你们玩了。

    刘启倒是很清醒，尽管他明白自己的这位晁老师和袁盎对不上眼，偶尔他还会把袁盎请来，询问政事，听听不同意见总是好的。

    申屠嘉同样看晁错非常不顺眼，总想找机会把他搞掉。

    晁错的办公室，跟高皇帝刘邦的庙在一个大院里，晁错每次进出都要走正门绕远道，他觉得不方便，就在南墙上凿了一个门，专供自己出入。

    申屠嘉闻知后，立即面见刘启，投诉晁错，说他竟然敢凿高皇帝庙的墙，罪大恶极！

    刘启身边的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晁错，晁错非常紧张，深更半夜跑宫里来向刘启主动坦白，也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话。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当着所有人面，说晁错擅自凿高皇帝庙墙，罪大恶极，应该交给廷尉，按罪论处。刘启说，晁错凿的只是个外墙嘛，也是为了办公方便，没必要为了这么点事就交给廷尉吧，再说了，晁错凿门，事先我就知道，丞相不要这么紧张嘛。

    申屠嘉不再说话，下朝后有气没出撒，就冲自己的长史发火，早知道就先杀了这个王八蛋再说，现在被他反咬一口，成了老子的错了。

    申屠嘉越想越气，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丞相做得太窝囊，辞职不干了。

    申屠嘉很老了，本身就有病，加上这么一气，病情发作，吐血而死。晁错依旧做他的内史。

    朝中所有人都被惊了一下，晁错一个内史竟然能把这么大的丞相搞掉，大家都去拼命和他拉关系。

    一时间晁错风生水起，他自己更是非常受用。

    不管晁错是出于什么考虑，他爬得太快了，而且一路伤人。

    他的政治生涯是极其不稳定的，没有自己的根基，除了皇帝支持他。刘启对晁错来讲，是唯一的，他的抱负只能通过皇帝实现；不幸的是，晁错对刘启来讲，却只是众多臣子的一员，尽管他非常尊重、信任自己这位老师。晁错只向刘启负责，刘启却要对整个国家负责。

    前文说过，吴王刘濞的太子被刘启砸死了，刘濞必须要做出点反应，否则他这天下第一王岂非颜面尽失。

    刘濞给长安发了一封信，说自己老病，每年不再去长安朝拜了。当时刘恒也不敢怎么样他，尽管他明知道刘濞在装病。于是好人做到底，不来朝拜就算了，你不是病了吗，我送你一把拐杖。

    刘濞自己非常清醒，他知道刘恒能忍，但是刘启就很难说了，于是暗中积蓄力量，以防不测。

    长安城里，晁错拿此事大做文章，他给刘启上了一封奏疏，内容自然还是他一直主张的，削藩，而且把目标直接对准了刘濞。

    其内容基本如下：当年高皇帝初定天下，为巩固国家安定，大封同姓，齐国七十多个城，楚国四十多个，吴国五十多个，这三家就几乎占了天下一半。吴王因之前太子之故，装病不朝，于法当诛。文皇帝不忍下手，赐给他一把拐杖，这已经足够宽厚，吴王至少应改过自新。但是他反而愈加骄横，开矿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逃亡罪人至其处，图谋造反。如今形势，削他要反，不削也要反(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现在就削，他会立即造反，祸事反而更小；迟了，等吴王坐大，到时麻烦也跟着大了。

    应该说晁错这一番言论，是有道理的。不过所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恐怕有失武断。

    如果按照先前贾谊的设想，跟刘濞耗下去，等刘濞死了，立即把吴国分割成几个小国，到时再各个击破，可以说最理想的方式，刘濞已经六十二岁，还能折腾几年。

    但是晁错等不急，他总以为整个朝廷只有他自己在为国家考虑，每次上朝或者开会，晁错必谈削藩。刘启也是等不及的，他刚即位不久，需要做点什么事出来，以彰显自己的存在，至少让人们的嘴里，少提几次先帝如何先帝如何。

    这次晁错上书，已经把问题说得很严重，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刘启召集高级官员们开会，三公九卿全部就座，人人都在看着晁错。

    在座的没有糊涂脑袋，都知道要削藩是要削的，可是会带来什么后果，又有谁来负责？削藩是一项改革，吴王也好，楚王也罢，都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从来都是改革的天然反对成员。

    最怕的就是，动一个，结果剩下的抱成一团，非常可怕的情形。

    会上七嘴八舌，晁错近乎侵略一般，一一反驳，为了皇帝，为了国家，一定要削藩，削藩，削藩！刘启则在上面沉默不语。

    到最后，谁都不敢说话了，包括级别比他高的御史大夫，丞相等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晁错职位虽低，但是皇帝最相信他。

    如果政治家足够称职，很多战争都可以避免。晁错算不上称职，他把战争想的太简单了，不就是造反吗，发兵镇压就是，一劳永逸，千秋万代的功业啊。

    大家都在沉默，看皇帝刘启做决定。

    忽然有人发言了，毫不掩饰，反对晁错。窦婴，窦太后的一个侄儿，会场中唯一一个敢和晁错持续辩论的。

    晁错不知道，他又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还是皇帝的表弟，更是个姓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