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年也听说过许寿裳先生的大名，他忙上前见礼，握手致意。
许寿裳说道：“你就是最近名声很大的李斯年啊，果然是一表人才。刚才蔡校长和我说你是润民公的小公子，果然有乃父之风啊。”
对于这样的话，李斯年早已经渐渐习惯了。他没想到李举人在年轻时交友如此广泛，名气如此之大。每次见到这些文化名人，尤其是浙省的人士，几乎都是认识自家老父亲的。
寒暄过后，蔡元培说道：“我该叫你时济了，听说你这表字还是那位给起的啊？”
李斯年之前与人相处时，一直都是被人直接用名字相称。直到最近声名渐起，他才逐渐开始被人以表字相称，这一变化也让他感到些许新奇与荣幸。
他谦虚地说道：“都是长辈抬爱。”
蔡元培接着说道：“时济啊，说起来之前还是我这做长辈的食言了。当初我让适之给你写信，邀请你来我北大执教，并承诺了教授之职位。但是却在教育部遭到了阻挠，只能委屈你暂为助教。”
李斯年没想到对方又提起这事，连忙说道：“无妨，这也不能怪校长。是我学历不高，未能符合教育部的规定。还要感谢校长不弃，仍然给我安排了教学任务。《礼记》有云‘教学相长’，在北大任教这两个月我也是受益颇多。”
蔡元培感慨地说道：“终归是我食言了。所以这两个月我坚持让教务处按照教授待遇给你发放薪资，以期有所补偿。”
听到蔡元培这么说，李斯年一愣。他还真没注意到这点，他不缺钱，也没向其他人打听过薪资情况。因此对于助教和教授的巨大薪资差异也没有个清晰的概念，今天才第一次知道无形中受了对方的恩惠。
李斯年心中很是感动，连称呼都变了。他感激地说道：“感谢伯父照顾。”
蔡元培继续说道：“今天让人叫你过来，就是想通知你一个好消息。经过学校向教育部的不断申诉，你的副教授职位申请已经批下来了，恭喜你啊！”
李斯年听到这个消息，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连声说道：“真的吗？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结果，真心感谢校长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无私帮助。”
他原本以为自己至少要等一年之后才有机会晋级教授，现在看来，蔡校长为了这件事情确实费了不少心思。
蔡元培校长微笑着回应道：“别这么说，时济，是你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让你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你这半学期的教学成果十分突出，学生们对你的评价非常高，而且你在哲学方面的专业论文也不断在海外发表，学术影响力日益增强。等到这一学年结束，学校还会继续帮你申请教授职位，这是对你成绩的认可，是你应得的。”
李斯年感激地说：“都是大家对我的厚爱和支持，也特别感谢校长您的认可和鼓励，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这时，站在一旁的许寿裳先生好奇地问道：“时济贤侄，不知你今年贵庚几何？”
李斯年恭敬地回答：“我是庚子年生人，按照虚岁来算，今年二十三岁了。”
许寿裳先生听后，不禁赞叹道：“哦，那据我所知，你可是咱们华国最年轻的教授候选人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民国时期，是华国走向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推动了社会文化整体的飞速发展。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也涌现出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文化大师。
按照时间推算，他们也可以被称为此时的八零后、九零后。这些人在担任教授职务时，大多只有二三十岁左右。
这固然与此时新式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高端新式学者的需求急剧增加，以及大学职称制度尚不够完善有一定的关系，但客观上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在学术上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等众多学者都是在三十岁左右就成为了教授，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长为了文化大师和学术精英，对华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比之下，在后世，三十五岁以下的教授已经十分鲜见，学术成果更是寥寥无几。
蔡元培校长之前并未特别留意到这一点，现在听许寿裳先生一提，也似乎有所察觉，他感慨地说：“确实如此，我记得民国六年我初到北大任职时，聘请适之和半农担任文科和法科教授，他们当时才只有二十六岁，就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时济，如果你明年能评上教授的话，比你的学长胡适之还要年轻两三岁呢，真是了不起啊！”
蔡元培校长看着李斯年，眼中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一位十八岁就开始设馆教书，三十四岁就任职高级中学校长的教育家，他一生都在深耕教育领域，见惯了众多的天才少年。但是像李斯年这样年纪轻轻就在多个领域取得瞩目成就的年轻人，他还是生平仅见。
在哲学专业领域，李斯年已经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专业论文，引领了米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还撰写了《西方哲学史》这样的重要着作；在历史领域，他的《大国崛起》一书已经引起了很多西方人士的关注和赞誉；在文学领域，他的小说和诗歌作品也已经被广为传播，深受读者喜爱。
面对如此高的赞誉，李斯年连忙谦虚地说道：“胡学长是文化先驱，一直是我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我还要多向他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
蔡元培校长继续说道：“对了，今天叫你过来还有一件事，让许校长和你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