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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七章 智商与情商
    钟浩和沈括聊起这格物学来,越聊越投机,便让小桃去准备酒菜,留沈括在这里喝酒。

    沈括为人也确实实在,不太讲究那么多的虚头巴脑的东西,当然,也有可能他压根就不知道讲究。他正和钟浩没探讨够这格物呢,也就不客气的留下了。

    这年代的读书人大都是对经史文章和诗词歌赋这些人文科学感兴趣,对这格物之学感兴趣的着实是没有几个,因此沈括好不容碰到钟浩这样同样对格物感兴趣的,自然巴不得多多交流一下。

    小桃准备好的酒席后,沈括也不用钟浩太推让,很是老实不客气的直接坐下了。

    本来钟浩是想把徐峰还来一起喝酒聊天的,毕竟大家也算是一同参加省试的同年了。不过钟浩转念一想,徐峰未必和沈括这样长于格物,拙于言辞的人有多少共同语言,来了说不定反而尴尬无趣,是以也就不去喊他了!

    席间,钟浩和沈括二人着实又聊了不少各科各门类的研究。

    钟浩好歹也是个穿越者,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懂一些的,因此他在沈括眼中也是非常博学的,他和钟浩着实能聊到一起。

    还是那句话,这个年代的士子大都是对诗赋文章感兴趣,很少有对格物学感兴趣的。是以他们两个这么对格物之学感兴趣的,很容易有共同的话题,很容易聊到一起。

    钟浩和沈括一番深谈,发现其说话行事还是颇为厚道的,远没有很多人说得那样不堪。在钟浩看来,这沈括还是颇为憨厚的人,远不似什么奸猾的人物。

    钟浩觉得:像沈括这种能够耐得住寂寞,潜心科研的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是那种满肚子坏水的人啊?!一般这种人的心思都在这格物上面了,不太可能再去整天想着勾心斗角啊!

    钟浩觉得很有可能沈括做出那些不是太地道的事情,是因为其情商不够,其头脑在政治上不够用,而就其本质来说,应该没有那么的恶劣。

    钟浩觉得自己既然知道沈括以后的生平,或许应该想办法让沈括的这改变下,尽量让他的精力更多的放在科学研究上,减少在政治上的那些钻营。

    这样或许能让沈括的科研成就能够更多,也能让沈括的人生多些精彩,少些污点,这对这个“中国整部科学历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也算是有好处的。

    虽然这个年代能做到高官,政治抱负得以伸展,才算是成功的人生。但是对整个民族史、国家史来说,沈括作为一个科学家,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能起更大的作用。就算得做高官,推行好的政策,也只是有一时的作用。但是科学的作用是无止境的。

    钟浩来到大宋后,大部分时候没想过去为民族和国家做些什么,一直是想得过好自己的日子。当然,其也没有太多机会去为国家和民族去做事情。但是如今,却有一个机会。

    若是能让沈括远离其注定失败的政治仕途,让他安心科研和发明,说不定能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有更大的作用,所以钟浩觉得自己应该早点什么。

    钟浩之所以这样想,是一位沈括虽然在科学研究上,有这无与伦比的成就,以其政治成就和个人品质来说,在历史上的记载并不好,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投机的小人,可以说其政治仕途是很失败的。

    这大概是主要是跟沈括的性格有关。

    以沈括的智商来说,可以说古今中外,罕有所匹的。不过他的情商与智商不成比例。

    历史上的沈括,和物打交道,是无比成功的;但和人打交道,其并不是太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他显赫的才华,大都是体现在格物上,就以其情商来说,不足以在政治的风险和浊浪中游刃有余。

    钟浩之所以说沈括的政治生涯比较失败,主要是因为沈括不但因为在政治上的很多不明智行为,导致了他的品性和道德备受质疑,而且他的仕途也因为永乐城之战牵连被贬,最终以一个很失败的结果告终。

    沈括的政治生涯非常的不成功,而且最终还有两个很大的污点,很难洗掉。这也导致了后世对他的私德评价很低。

    这第一个污点是沈括在政治上的投机行为近似小人,在当时,人们就对他的道德品行和落井下石的卑劣之举,嗤之以鼻。一个人的诚信破产了,道德出现了危机,也就决定了他仕途的跌宕和才高名微。

    这事儿要和沈括和王安石的关系说起。

    沈括和王安石是远方亲戚,后来王安石为相后,对他也是大是栽培和提拔!沈括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干将,也确实为了新法做了很多的努力。

    当然沈括的努力王安石也看到眼中,对此深感心慰,引沈括为知己,视为最可靠的政治盟友之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几年间,沈括的官职不断得以提升。

    但是,后来王安石在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下,第一次被罢相,黯然下台。

    沈括作为变法派的重要成员,深怕连累,为了维持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地位,他急于洗白自己,撇清和变法派的关系。

    而沈括采取的撇清方法非常的不地道,那就就是对旧主反戈一击,重新寻找新的靠山。他把锋利的剑戟无情刺向自己先前的恩主和战友,作为觐见新的主人的见面礼。

    他马上向新上台保守党的宰相吴充呈上了一个秘密条陈,洋洋万言,历数新法的种种弊端。

    沈括的在政治倾向上的变化之迅捷,转向之坚决,不能不使人怀疑他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接到沈括的这份秘密报告后,转身就把这秘密条陈递给了当时的神宗皇帝。

    ?当然,吴充这个绝对未必是想把沈括怎么着,毕竟在他眼中这沈括算不得什么太重要的人物,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神宗皇帝看看这变法的弊端。因为这条陈是变法的干将写得,其对变法弊端的针砭,更加犀利无比。

    但是这个条陈客观上让沈括背上政治投机近似小人的骂名。

    在当时,不仅王安石鄙视他,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就连神宗皇帝也看不过去,说沈括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从此就很不待见他了,“始恶括之为人”。

    这下好了,沈括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得里外不是人。变法党人骂他变节,保守党人嫌他维新。新旧党人都像躲瘟疫一样的唯恐避之不及。

    智商远远高于同时代任何人的他,却在政治斗争的浊流中,情商近似乞儿,沈括实在是可怜又可恨!

    当时王安石罢相,只不过神宗皇帝是迫不得已做出的权宜之计,其对王安石还是很信重的。沈括看不清形势,就赶紧投机,这说明了他的政治智商之低。

    沈括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很是落寞不堪。

    更有那新旧党人中的不平之士,见皇帝也讨厌沈括,就投其所好,上书弹劾他。说他出使辽国时,出卖了国家利益,辱国失地。实际上,沈括使辽和辽国的边界谈判很成功,只是神宗皇帝自己软弱,答应了辽国其它的苛刻条件,之后又后悔不已。

    沈括何罪之有?但政治就是这么险恶、无情、肮脏。沈括这时候的名声臭了,正好被拉出来当替罪羊。

    当然,这也是他身患政治投机病所带来的直接恶果。谁叫他是反复小人呢?!

    因为沈括的为人,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他辩诬,也没有人敢出来为他辩诬。

    沈括只得带着满腹的委屈,和咎由自取的悔恨,被贬出京。

    后来新党重新上台以后,也极度不待见沈括,谁让他反复无常呢!

    其实新旧党争中,来回摇摆的人很多,但像沈括这样做得如此出格的便很少了。

    再说,新旧党争一会儿一个风向,一会新党占上风,一会旧党占上风,沈括这种政治智商低下的人,投机起来,也不可能成功。

    其实他若是紧紧跟随新党脚步,不变节的话,未必不能继续保持官位,但他的政治智商就是这么低。

    大宋的的士大夫还是很看重个人操守品德的,很多政治理念不同、在朝廷上做斗争的文官,却在私下里很多时候依旧对互相尊重,互相结交。

    一个士大夫的品德厚重,在很多时候,无论自己一派,还是敌对一派,都会非常敬重。但是一旦品德被人质疑,这个人便在大宋士大夫群体中很难立足了,无论己方一派还是对方一派,都不愿意接纳。

    显然,沈括的做法,被新旧两派的士大夫都会被唾弃。

    而沈括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污点,其实跟他的前一个污点还是很有关的。

    因为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的拙劣表现,沈括被新旧两党都不愿接纳。

    后来王安石重新任宰相,而这以后新党重新上台执政后,沈括又再次想回归新党。

    沈括为了重新投入新党的怀抱,又做了一件更加不光彩的事情,那就是卖友。从而导致了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这也是后来“乌台诗案”的开端。

    沈括和苏轼是前后脚入馆的,在崇文院共事多年。那时也算是英雄携手,互相欣赏,关系相当不错。后来虽然两人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政治理念多有不合,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感情,他们还是着保持不错的友谊。

    苏轼虽然不怎么支持变法,但和许多新党中的人物都保持着不错的友谊。其实他严格来说,既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而是中间派。他的政治主张暨不像旧党那样反对改革,也不像新党那样主张激烈的改革,而是希望双方能够妥协,逐步的开展改革。

    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到浙江巡检“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临行前,神宗皇帝嘱咐他:“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苏轼这人文人气重,非常恋旧。见到老友,非常高兴,把酒南窗,亲切话旧。而沈括也“与轼论旧”,口称是只谈友谊,不谈政治。

    为显示亲近,沈括还要求苏轼把他到杭州这几年所作诗文让自己“拜读拜读”,学习学习。苏轼沉浸在友谊的醇醪中,哪里想到其中有诈,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沈括当天晚上就把苏轼的诗文重新抄录了一通,把他认为是诽谤新政的诗句,用附笺的方式,一一用朱笔加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然后带回京城,密呈给与苏轼有过节的新党骨干成员御史台中丞李定,表示苏轼诗文中有“多讪谤”朝廷之处。

    他举了苏轼诗中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此时,朝中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新党四处寻隙,正在到处寻找打败“旧党”的理由。这下好了,瞌睡来了有人正好送来了枕头。他们便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突破口,一举将“旧党”人物从朝中清除,这也导致苏轼先是被“谤讪新政”的罪名被处罚,侯然又导致了后来的“乌台诗案”,让苏轼差点丧命。

    苏轼入狱,沈括并不是主谋,而是新党的干将李定等四人。但无可否认,沈括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由于他的出卖朋友之举。

    李定他们炮制“乌台诗案”对付苏轼,是因为他们之间本来就有仇,又是敌对的派别,虽然也被人非议,但是并未在私德上被质疑太多,毕竟他们没像沈括那样卖友。

    而沈括虽然凭着这卖友一事虽然重新回到新党怀抱,但也彻底让他的名声臭了。

    当然,这沈括虽然重新回到上台执政新党的怀抱,但这次投机并未给他带来太多的好处。

    因为新党这次上台不到两年,又一次下台了。

    沈括在不久之后,因为“永乐城之败”被牵扯,从此被贬到底,从此废居润园,再也没有被朝廷征召起复过。

    这倒是令他有了时间,写那《梦溪笔谈》,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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