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浩和沈括聊起这格物学来，越聊越投机，便让小桃去准备酒菜，留沈括在这里喝酒。

    沈括为人也确实实在，不太讲究那么多的虚头巴脑的东西，当然，也有可能他压根就不知道讲究。他正和钟浩没探讨够这格物呢，也就不客气的留下了。

    这年代的读书人大都是对经史文章和诗词歌赋这些人文科学感兴趣，对这格物之学感兴趣的着实是没有几个，因此沈括好不容碰到钟浩这样同样对格物感兴趣的，自然巴不得多多交流一下。

    小桃准备好的酒席后，沈括也不用钟浩太推让，很是老实不客气的直接坐下了。

    本来钟浩是想把徐峰还来一起喝酒聊天的，毕竟大家也算是一同参加省试的同年了。不过钟浩转念一想，徐峰未必和沈括这样长于格物，拙于言辞的人有多少共同语言，来了说不定反而尴尬无趣，是以也就不去喊他了！

    席间，钟浩和沈括二人着实又聊了不少各科各门类的研究。

    钟浩好歹也是个穿越者，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懂一些的，因此他在沈括眼中也是非常博学的，他和钟浩着实能聊到一起。

    还是那句话，这个年代的士子大都是对诗赋文章感兴趣，很少有对格物学感兴趣的。是以他们两个这么对格物之学感兴趣的，很容易有共同的话题，很容易聊到一起。

    钟浩和沈括一番深谈，发现其说话行事还是颇为厚道的，远没有很多人说得那样不堪。在钟浩看来，这沈括还是颇为憨厚的人，远不似什么奸猾的人物。

    钟浩觉得：像沈括这种能够耐得住寂寞，潜心科研的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是那种满肚子坏水的人啊？！一般这种人的心思都在这格物上面了，不太可能再去整天想着勾心斗角啊！

    钟浩觉得很有可能沈括做出那些不是太地道的事情，是因为其情商不够，其头脑在政治上不够用，而就其本质来说，应该没有那么的恶劣。

    钟浩觉得自己既然知道沈括以后的生平，或许应该想办法让沈括的这改变下，尽量让他的精力更多的放在科学研究上，减少在政治上的那些钻营。

    这样或许能让沈括的科研成就能够更多，也能让沈括的人生多些精彩，少些污点，这对这个“中国整部科学历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也算是有好处的。

    虽然这个年代能做到高官，政治抱负得以伸展，才算是成功的人生。但是对整个民族史、国家史来说，沈括作为一个科学家，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能起更大的作用。就算得做高官，推行好的政策，也只是有一时的作用。但是科学的作用是无止境的。

    钟浩来到大宋后，大部分时候没想过去为民族和国家做些什么，一直是想得过好自己的日子。当然，其也没有太多机会去为国家和民族去做事情。但是如今，却有一个机会。

    若是能让沈括远离其注定失败的政治仕途，让他安心科研和发明，说不定能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有更大的作用，所以钟浩觉得自己应该早点什么。

    钟浩之所以这样想，是一位沈括虽然在科学研究上，有这无与伦比的成就，以其政治成就和个人品质来说，在历史上的记载并不好，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投机的小人，可以说其政治仕途是很失败的。

    这大概是主要是跟沈括的性格有关。

    以沈括的智商来说，可以说古今中外，罕有所匹的。不过他的情商与智商不成比例。

    历史上的沈括，和物打交道，是无比成功的；但和人打交道，其并不是太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他显赫的才华，大都是体现在格物上，就以其情商来说，不足以在政治的风险和浊浪中游刃有余。

    钟浩之所以说沈括的政治生涯比较失败，主要是因为沈括不但因为在政治上的很多不明智行为，导致了他的品性和道德备受质疑，而且他的仕途也因为永乐城之战牵连被贬，最终以一个很失败的结果告终。

    沈括的政治生涯非常的不成功，而且最终还有两个很大的污点，很难洗掉。这也导致了后世对他的私德评价很低。

    这第一个污点是沈括在政治上的投机行为近似小人，在当时，人们就对他的道德品行和落井下石的卑劣之举，嗤之以鼻。一个人的诚信破产了，道德出现了危机，也就决定了他仕途的跌宕和才高名微。

    这事儿要和沈括和王安石的关系说起。

    沈括和王安石是远方亲戚，后来王安石为相后，对他也是大是栽培和提拔！沈括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干将，也确实为了新法做了很多的努力。

    当然沈括的努力王安石也看到眼中，对此深感心慰，引沈括为知己，视为最可靠的政治盟友之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几年间，沈括的官职不断得以提升。

    但是，后来王安石在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下，第一次被罢相，黯然下台。

    沈括作为变法派的重要成员，深怕连累，为了维持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地位，他急于洗白自己，撇清和变法派的关系。

    而沈括采取的撇清方法非常的不地道，那就就是对旧主反戈一击，重新寻找新的靠山。他把锋利的剑戟无情刺向自己先前的恩主和战友，作为觐见新的主人的见面礼。

    他马上向新上台保守党的宰相吴充呈上了一个秘密条陈，洋洋万言，历数新法的种种弊端。

    沈括的在政治倾向上的变化之迅捷，转向之坚决，不能不使人怀疑他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接到沈括的这份秘密报告后，转身就把这秘密条陈递给了当时的神宗皇帝。

    ?当然，吴充这个绝对未必是想把沈括怎么着，毕竟在他眼中这沈括算不得什么太重要的人物，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神宗皇帝看看这变法的弊端。因为这条陈是变法的干将写得，其对变法弊端的针砭，更加犀利无比。

    但是这个条陈客观上让沈括背上政治投机近似小人的骂名。

    在当时，不仅王安石鄙视他，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就连神宗皇帝也看不过去，说沈括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从此就很不待见他了，“始恶括之为人”。

    这下好了，沈括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得里外不是人。变法党人骂他变节，保守党人嫌他维新。新旧党人都像躲瘟疫一样的唯恐避之不及。

    智商远远高于同时代任何人的他，却在政治斗争的浊流中，情商近似乞儿，沈括实在是可怜又可恨！

    当时王安石罢相，只不过神宗皇帝是迫不得已做出的权宜之计，其对王安石还是很信重的。沈括看不清形势，就赶紧投机，这说明了他的政治智商之低。

    沈括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很是落寞不堪。

    更有那新旧党人中的不平之士，见皇帝也讨厌沈括，就投其所好，上书弹劾他。说他出使辽国时，出卖了国家利益，辱国失地。实际上，沈括使辽和辽国的边界谈判很成功，只是神宗皇帝自己软弱，答应了辽国其它的苛刻条件，之后又后悔不已。

    沈括何罪之有？但政治就是这么险恶、无情、肮脏。沈括这时候的名声臭了，正好被拉出来当替罪羊。

    当然，这也是他身患政治投机病所带来的直接恶果。谁叫他是反复小人呢？！

    因为沈括的为人，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他辩诬，也没有人敢出来为他辩诬。

    沈括只得带着满腹的委屈，和咎由自取的悔恨，被贬出京。

    后来新党重新上台以后，也极度不待见沈括，谁让他反复无常呢！

    其实新旧党争中，来回摇摆的人很多，但像沈括这样做得如此出格的便很少了。

    再说，新旧党争一会儿一个风向，一会新党占上风，一会旧党占上风，沈括这种政治智商低下的人，投机起来，也不可能成功。

    其实他若是紧紧跟随新党脚步，不变节的话，未必不能继续保持官位，但他的政治智商就是这么低。

    大宋的的士大夫还是很看重个人操守品德的，很多政治理念不同、在朝廷上做斗争的文官，却在私下里很多时候依旧对互相尊重，互相结交。

    一个士大夫的品德厚重，在很多时候，无论自己一派，还是敌对一派，都会非常敬重。但是一旦品德被人质疑，这个人便在大宋士大夫群体中很难立足了，无论己方一派还是对方一派，都不愿意接纳。

    显然，沈括的做法，被新旧两派的士大夫都会被唾弃。

    而沈括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污点，其实跟他的前一个污点还是很有关的。

    因为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的拙劣表现，沈括被新旧两党都不愿接纳。

    后来王安石重新任宰相，而这以后新党重新上台执政后，沈括又再次想回归新党。

    沈括为了重新投入新党的怀抱，又做了一件更加不光彩的事情，那就是卖友。从而导致了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这也是后来“乌台诗案”的开端。

    沈括和苏轼是前后脚入馆的，在崇文院共事多年。那时也算是英雄携手，互相欣赏，关系相当不错。后来虽然两人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政治理念多有不合，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感情，他们还是着保持不错的友谊。

    苏轼虽然不怎么支持变法，但和许多新党中的人物都保持着不错的友谊。其实他严格来说，既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而是中间派。他的政治主张暨不像旧党那样反对改革，也不像新党那样主张激烈的改革，而是希望双方能够妥协，逐步的开展改革。

    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到浙江巡检“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临行前，神宗皇帝嘱咐他：“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苏轼这人文人气重，非常恋旧。见到老友，非常高兴，把酒南窗，亲切话旧。而沈括也“与轼论旧”，口称是只谈友谊，不谈政治。

    为显示亲近，沈括还要求苏轼把他到杭州这几年所作诗文让自己“拜读拜读”，学习学习。苏轼沉浸在友谊的醇醪中，哪里想到其中有诈，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沈括当天晚上就把苏轼的诗文重新抄录了一通，把他认为是诽谤新政的诗句，用附笺的方式，一一用朱笔加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然后带回京城，密呈给与苏轼有过节的新党骨干成员御史台中丞李定，表示苏轼诗文中有“多讪谤”朝廷之处。

    他举了苏轼诗中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此时，朝中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新党四处寻隙，正在到处寻找打败“旧党”的理由。这下好了，瞌睡来了有人正好送来了枕头。他们便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突破口，一举将“旧党”人物从朝中清除，这也导致苏轼先是被“谤讪新政”的罪名被处罚，侯然又导致了后来的“乌台诗案”，让苏轼差点丧命。

    苏轼入狱，沈括并不是主谋，而是新党的干将李定等四人。但无可否认，沈括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由于他的出卖朋友之举。

    李定他们炮制“乌台诗案”对付苏轼，是因为他们之间本来就有仇，又是敌对的派别，虽然也被人非议，但是并未在私德上被质疑太多，毕竟他们没像沈括那样卖友。

    而沈括虽然凭着这卖友一事虽然重新回到新党怀抱，但也彻底让他的名声臭了。

    当然，这沈括虽然重新回到上台执政新党的怀抱，但这次投机并未给他带来太多的好处。

    因为新党这次上台不到两年，又一次下台了。

    沈括在不久之后，因为“永乐城之败”被牵扯，从此被贬到底，从此废居润园，再也没有被朝廷征召起复过。

    这倒是令他有了时间，写那《梦溪笔谈》，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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