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收到询问是乔治·布瓦耶扮演的秘书麦克昆。他表示自己十点去了一趟死者的包厢后就离开了，随后和阿巴思诺特上校在自己的包厢里聊天凌晨两点，才互相告别。随后他又否认了自己又抽烟斗的习惯，...我离开巴黎那天，细雨如丝，塞纳河上浮着一层薄雾，仿佛整座城都浸在未干的墨汁里。蒙日广场的电车站台空荡，只我一人裹着那条从穆浮达街带出来的旧毯子，缩在檐下等车。毯子边角已磨得发毛，像被岁月啃过几口，却还暖——是房东太太临别时硬塞给我的，说“冷雨天，中国人骨头脆”，又怕我推辞，便用法语夹着南京话补一句：“你读《老卫兵》时，梭勒先生讲过，人要活得像火炉，不是烧自己，是暖别人。”我低头摩挲着口袋里那张照片：索雷尔先生站在索邦圆顶下，左眼单片眼镜微微反光，嘴角微扬，像是刚讲完一句妙语，正等着听众笑出声来。照片背面“戒烟”二字墨色沉静，笔锋却有一处微顿，似是写到末尾时忽而停驻，又轻轻落笔收住——后来我才知，他那时已咳得厉害，医生禁烟三月，他却总在课间踱至窗边，手指无意识捻着空烟盒边缘，直到助教悄悄换掉他桌上所有烟草。电车来了，铁皮车厢叮当摇晃，玻璃上水痕纵横。我坐在靠窗位置，看梧桐枝杈一帧帧掠过，黄叶坠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被车轮碾过，碎成更细的金箔。车行至先贤祠附近，雨势稍歇，阳光忽然刺破云层，在穹顶青铜铭文上砸出一道灼亮的光带——“Aux grands hommespatrie reconnaissante”。我下意识摸了摸胸前衣袋，那里揣着一封未拆的信，火漆印是暗红的，盖着索邦文学院的徽章，一角还沾着点灰白粉笔末，像是他亲手封缄时袖口蹭上的。信是前夜门房送来的。我没敢当夜拆。那晚我伏在笛卡尔街寓所的小桌前抄《生理学》笔记，窗外洋葱汤的余味与楼下面包坊的酵母香混作一团，手却抖得厉害。抄到“肾小管重吸收机制”一句，墨水洇开成一小片乌云，恰如我心上悬着的那团雾——他竟真的写了信？写什么？责备我食言？还是……劝我留下？次日清晨我终于拆开。信纸是素白厚棉纸，字迹清峻，略带斜势，仿佛写字的人虽端坐，心却微微前倾：“致我亲爱的、尚未照相的学生：昨夜校订《动物庄园》最后一章，校样上‘风车’一节涂改七处，忽想起你初听福楼拜时，亦曾将‘弗雷德里克’的犹豫，解作对整个时代的退缩。那时你眼睛发亮，像煤堆里埋着两粒未燃尽的星子。我未点破，因知星子终将自燃，或熄灭，皆须由它自己决定火候。你走后，我重读了你在《萌芽》讨论课上的发言稿——你将中国开平煤矿童工每日工时，与法国北方矿区对比，列了三张表格，附注中写道：‘矿脉在地下延伸，而人的命脉在账簿上折损。’此句我剪下，贴在书房新装的电灯开关旁。每晚开灯，指尖触到那方纸角，便记起你伏案时后颈绷紧的线条。勿歉于未寄照片。影像易朽，然你在我记忆中，永远定格于那个周四下午：你抱着笔记闯进研究室，头发被雨打湿，贴在额角，衬衫袖口沾着蓝墨水，像一截未写完的诗行。真正的肖像，从来不在相纸之上。另，托马斯·曼前日来信，邀我赴慕尼黑讲授‘文学作为抵抗’。我回信道：‘待我先教完一个中国青年如何把烟掐灭在未点燃之前。’他复信大笑，说这比讲尼采更难。顺及，严复先生新译《社会通诠》已付印，出版社寄来样书，扉页题赠予你。随信附上。书页间夹有一页手写札记，是我读你笔记时所感，未及整理，权作临别赠言。巴黎的春天来得迟，但丁香花苞已在圣日耳曼大道的墙缝里顶出青灰。若你某日重访，请替我折一支，插在索邦圆顶下的石槽里——那里雨水积年不涸，花枝便不会枯。索雷尔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于维尔讷夫寓所”我读完，将信纸翻过来，果然见扉页背面压着一页薄笺，墨迹新鲜，是另一支笔所写：“今日校样毕，忽忆你问：‘小说家可否医人？’答曰：可。其药为：不许读者安睡。其症为：清醒之痛。其方为：在荒诞处写真实，在沉默处写呐喊，在他人故事里，照见自己未愈的创口。——此即文学之医道。你既志在医精神，则请记得：最凶险的病，常披着‘理所当然’的袍子。譬如：‘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此袍下，是千万双手被缚于灶台与摇篮之间；‘贫者守分，富者惜福’——此袍下，是矿井深处未被计入账册的咳喘；‘学生当以学业为重，莫问国事’——此袍下，是租界巡捕房皮靴踏碎的《时务报》残页。揭袍者，未必能愈病，但袍裂之处，必透进光来。光，即希望之始。P.S. 你笔记里画的那只歪斜的鹅，我认得——那是南京城南秦淮河上常见的绿头鸭。明年春，我拟译《老卫兵》新注本，拟增一章‘鸭鸣与钟声’，专述东方少年听西风时，耳中回响的故园水声。盼君赐教。”信纸边缘，一行极细的小字几乎被墨晕染没：“附：烟盒已空。今晨以钢笔代烟，写此信时，右手食指微颤。无妨。火种不在指间，在眼底。”我攥着信纸的手慢慢松开，窗外电车正驶过卢森堡公园。冬日的喷泉早已停摆，大理石仙女雕像裙裾凝着水珠，像无数未落下的泪。我忽然想起初入索邦那日，她也站在这里，单片眼镜后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我身上——不是因我辫子未散，亦非因我制服笔挺，而是我正仰头数圆顶上第三排浮雕的云纹数量。她当时笑了，向助教低语一句，后来助教告诉我：“梭勒先生说，数云纹的人，心里装着比云更轻的东西，也比云更韧。”船离港那日，我站在甲板上，看巴黎渐成灰线。海风卷走最后一片梧桐叶，它打着旋儿坠入浊浪，却在我瞳孔里浮沉良久。舱内有人放留声机，唱的是古诺《浮士德》选段：“啊，多么美丽的黄昏！”——那声音被海风撕扯得断续，倒更像一声声叹息。归途漫长。苏伊士运河的浪头高得吓人，船身倾斜时，我扑向行李箱去护那本笔记，指甲在樟木箱盖上刮出四道白痕。水漫进来时，先是凉，继而腥咸，最后竟泛起一丝甜气，像腐烂的蜜桃。我徒劳地用身体堵住缝隙，看墨迹在纸上泅开，巴尔扎克的名字化作一滩蓝雾，左拉的《萌芽》标题蜷曲如垂死蚯蚓，而索雷尔先生密密麻麻的批注，正一寸寸沉入浑浊——最痛的并非文字消逝，而是那些红字在我脑中愈发清晰：他圈出我误译的“désir”（欲望），旁注“此处非情欲，乃生命对自身重量的惊觉”；他删去我妄加的“殖民者必然堕落”，添上“堕落从不需理由，只需默许”；他在我写“中国矿工麻木”处狠狠划杠，批道：“麻木是强加的形容词，他们只是太累，累到连愤怒都要省着用。”箱子捞上来时，霉斑已爬上书脊，像一片微型沼泽。我跪在甲板上，用匕首刮掉最厚的霉层，刀尖撬开硬壳，露出底下尚存轮廓的字迹。就在此时，海面跃起一条银鳞大鱼，尾鳍劈开浪花，溅起的水珠里，我竟瞥见索雷尔先生站在维尔讷夫别墅的露台上，正朝我举杯——当然只是幻影。可那杯中液体在夕照下泛着琥珀光，分明是热茶，而非他惯饮的苦艾酒。抵沪后，我辗转至南京，在两江师范学堂谋了份教职。初登讲台那日，我特意穿了件深灰长衫，袖口却悄悄缝了道暗红镶边——是索雷尔先生照片背后“戒烟”二字的朱砂色。讲课时，我照例先问学生：“诸位可知，福楼拜为何写《包法利夫人》？”无人应答。我踱至窗边，推开糊着高丽纸的木棂，让秦淮河的风灌进来，吹动讲义纸页哗哗作响。“他写，”我声音很轻，却字字钉入寂静，“因为看见一个女人吞砒霜时，手指还在整理裙褶的蕾丝。”台下有人窃笑。我未制止，只将粉笔折成两截，蘸水在黑板上画了只歪斜的鸭子——正是我笔记里那只，也是索雷尔先生认出的秦淮绿头鸭。粉笔灰簌簌落下，像初雪覆盖未愈的冻土。后来我在《警钟日报》副刊开专栏，署名“越山”。首篇《论小说之医道》，开篇即引索雷尔先生手札：“最凶险的病，常披着‘理所当然’的袍子。”编辑删去后半段，我提笔补上：“譬如：‘科举废除，读书人便该学西学’——此袍下，是翰林院藏书楼被搬空时，老吏跪在尘埃里，用舌尖舔净古籍封面上的霉斑。”文章刊出那夜，我独坐灯下，取出严译《社会通诠》，翻至索雷尔所赠页码。书页间果然夹着那张丁香花枝标本，早已褪成淡紫，脉络却纤毫毕现。我对着灯举起，花影投在墙上，竟如一幅微型地图——主茎是塞纳河，分岔处是蒙日广场与先贤祠，而最细的末梢，弯弯绕绕，直指南京城南那棵老槐树。槐树犹在。去年归省，我携幼弟重游秦淮。他指着河上鸭群嚷：“哥，鸭子在唱歌！”我蹲下来，掬一捧水，让他看水中倒影：两个晃动的人形，头顶却浮着索邦圆顶的虚影。他不解，我笑着摇头，只将他小手按在冰凉的石栏上，感受河水奔流震颤——那震颤顺着指骨传入血脉，竟与当年在索邦听他讲福楼拜时，心口那阵突突跳动，分毫不差。昨夜整理旧物，翻出一只锈蚀铁盒。打开，里面静静躺着半截铅笔——是他某次课后塞给我的，说“写错比不写好”。笔杆上刻着极浅的法文：“Paslumière sans ombre.”（无光不生影）。我摩挲良久，忽然想起他研究室窗台上那盆枯死的迷迭香。我走前，他曾指着它说：“你看，它死了，可香气还在。文学亦如此——作者肉身会朽，但当他写下一个真字，那字便成了活物，自己学会呼吸。”今晨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来函，邀我主编一套“新文学译丛”。我提笔回信，只写一行：“首册拟译《动物庄园》，译者署名后，请添小字：‘献给一位教我如何掐灭未燃之烟的先生。’”搁笔时，窗外玉兰正盛。花瓣坠在青砖地上，无声无息。我俯身拾起一朵，夹进《老卫兵》扉页——那里，索雷尔先生手书的“鸭鸣与钟声”章节提纲，墨色依旧温润如初。忽然发现，提纲末行多了一行极细的铅笔字，显然是后来添的：“PS. 若你见玉兰落地无声，请记住：最重的坠落，往往最静。而静默里，正孕育着下一季的炸裂。”我合上书，走到院中。春风浩荡，吹得满树玉兰簌簌而落，如一场盛大而寂静的雪。我仰起脸，任花瓣拂过眉睫，恍惚又见塞纳河畔梧桐叶镀金的波浪，听见他轻快的声调穿透二十年光阴，清晰如昨：“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我伸手接住一片坠落的玉兰，掌心微凉。那凉意顺着血管向上爬，最终停驻在左胸——那里，一颗心正以稳健的节奏搏动，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灯芯是巴黎的雨，灯油是南京的雪，而光焰，是无数个未点燃却始终蓄势待发的烟头，在暗处，明明灭灭，明明灭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