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中旬，宁波城外。左宗棠的马车在官道上缓缓而行。从福州离开后，他先是坐火车，而后又是换乘马车，一路颠簸，在金华遇上了江伟宸，便一同而来。如今，已经过了三五日的光景。终...浙江巡抚衙门后院，青砖地面上积着昨夜未散的薄霜，寒气顺着靴底往上钻。林砚蹲在廊下，用半截炭条在泥地上画了三道横线，又抹去一道，留下两道——这是他第七次修改登陆福建后的兵力部署图。炭条断口粗糙，刮得指腹发红，像一道未愈的旧伤。“林先生，洋人船队又来了。”陈阿炳掀开棉帘进来，肩头还沾着浙东初冬的细雪，手里攥着一封火漆封缄的信，“是怡和洋行的，说是奉总督之命，来‘商议通商细则’。”林砚没抬头，只将炭条往掌心一按，黑灰簌簌落进霜里：“把信给我。”信纸展开，墨迹工整得近乎刻板，字字句句却如裹冰的刀子：英商拟于宁波、温州设栈，采买生丝、茶叶、桐油；愿以英镑兑银，价高二成；请光复军“体察商情”，撤除沿海关卡……末尾署名处压着一枚黄铜印章，印文模糊，但底下那行小字刺眼得很——“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驻沪商务参赞处代行”。林砚把信纸对折两次，凑近廊角一盏油灯。火苗舔上纸边，焦黑迅速蔓延，他盯着那点灰烬蜷曲、塌陷，直到最后一点橙红熄灭，才抬眼：“阿炳，去把王铁柱叫来。”王铁柱是福建水师旧部，左耳缺了一块，是当年在马尾港被法国炮弹震飞的。他进门时靴子上还带着闽南咸腥的泥，腰间别着柄德制毛瑟手枪，枪套磨得发亮。“林先生，浙江水师那边……”他嗓子哑，像砂纸擦过粗陶，“说咱们占了他们的营房，要咱们‘依律交割’。”“依什么律？”林砚从袖中抽出一张泛黄的纸，抖开——是道光二十三年《中英南京条约》抄本残页，边角虫蛀，唯“五口通商”四字墨色犹新，“他们依的是这纸上的律？还是依着咸丰十年火烧圆明园之后，恭亲王跟洋人签的《北京条约》？”王铁柱喉结滚了滚，没接话。“我告诉你依什么律。”林砚指尖敲了敲青砖地面，“依的是厦门港码头上，三百个饿死的挑夫的律；依的是福州茶山里，被洋行压价逼得砍光茶树改种鸦片的茶农的律；依的是台湾基隆港外，沉在海底那十七艘装满硫磺、却被英国巡逻舰拦下击沉的货船的律。”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这些律，没写在纸上，但刻在骨头缝里。”窗外忽有鸽哨掠过，尖利一声，撕开凝滞的空气。陈阿炳脸色微变：“是飞鸽传书……从琉球来的。”林砚起身，接过那只灰羽信鸽。脚环上缠着极细的桑皮纸卷，展开只有拇指长，墨字细如蝇足：“萨摩藩兵船三艘，泊那霸港西，卸铁砲百杆，火药三千斤。琉球王遣使密报，言萨摩欲借清廷内乱，吞并八重山群岛。”王铁柱倒抽一口冷气：“倭寇！”“不是倭寇。”林砚将纸条凑近灯焰，看它蜷曲发黑，“是生意人。萨摩藩去年在长崎跟荷兰人买了二十台蒸汽机，今年就急着找地方试炼铁砲——八重山群岛有铁矿，离台湾不过一日航程。”他踱到窗边，推开糊着高丽纸的木格，寒风灌入，吹得案头一叠《海国图志》哗啦作响，“他们算盘打得精：清廷顾不上琉球，法夷盯着越南，英夷忙着跟咱们谈宁波通商……这时候插一手，谁也来不及伸手。”陈阿炳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林先生，今早码头收的。福建船帮送来的，说是……石相公托人带的。”油纸打开，是几块硬如石块的米糕，表面裂着细纹，中间嵌着几粒暗红枸杞。林砚掰开一块，指尖捻起一粒枸杞，凑到眼前——果肉干瘪，但色泽沉郁，像凝固的血。“石达开走的时候，带走了三万老兄弟，剩下七万，我让他留在闽南垦荒。”他声音很轻，“可你知道他临行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王铁柱摇头。“他说，‘林先生教我的，打仗不是杀人，是让活下来的人，能端稳饭碗。’”林砚将枸杞放回米糕上，轻轻一按，果肉碎成深红粉末，“所以他在江西打吉安，不是为了占城，是为了抢粮仓。在安徽打安庆，不是为了破城，是为了夺盐引。现在他带人往西南去，路上每停十日，必开一处义学，教孩童识字算数——认得‘光复’二字，就算完成任务。”廊外雪势渐密，扑在窗纸上，沙沙如蚕食桑。林砚忽然问：“阿炳，你老家在哪？”“潮州澄海。”陈阿炳答得干脆。“潮汕人，最懂什么？”“做生意。”王铁柱抢答，随即被陈阿炳瞪了一眼。“错。”林砚笑了一下，眼角刻出细纹，“是造反。嘉庆年间的天地会，道光年间的三合会，咸丰元年的红兵，哪一次不是潮汕人先烧了祠堂神主牌，再扛起大旗？你们祖上烧祠堂时，可曾想过要当官？”陈阿炳怔住。“没有。”林砚替他答了，“你们烧祠堂，是因为祠堂里供着的族规写着——佃户不得读书，渔户不得置船，女子不得抛头露面。烧了它，不是为了自己坐上族长的位子，是让后来的人，能喘口气。”他转身从箱底取出个紫檀匣子，掀开盖，里面静静躺着一枚铜钱。钱面铸“光复通宝”四字，钱背却是双翼海东青衔着铁锚——这不是大清制钱，也不是太平天国圣宝，更非市面上任何一种铜币。边缘打磨得极薄，映着天光，竟透出底下一层暗银色的锡胎。“这是第一炉试铸的样钱。”林砚指尖抚过海东青翅膀的纹路，“用的是台湾基隆的铜，掺了琉球运来的锡，熔炉是福州船政局旧匠人按咱们图纸重打的。熔一炉铜，要耗掉三十担上等烟煤，够一户农家烧三年灶。”他合上匣盖，咔哒一声轻响，“可今天早上，厦门港新来的十五艘帆船，卸下了六百吨煤。其中三百吨，是萨摩藩用铁砲换的；另三百吨，是怡和洋行‘友情提供’——条件是咱们准许他们在温州设煤栈。”王铁柱拳头捏紧：“这帮洋鬼子……”“他们不是鬼子。”林砚打断他，“是镜子。照出咱们自己肚子里的窟窿——福建有煤，但没人会炼焦；台湾有铁，但没机器轧钢；琉球有硝石，可咱们连火药配比的匠人都凑不齐。”他走到门边，抬手摘下墙上挂着的一幅《坤舆万国全图》摹本，背面赫然用铅笔密密麻麻标注着箭头与数字：厦门—长崎（7日），厦门—马尼拉（12日），厦门—新加坡（28日）……最粗的一道红线，从台湾基隆直刺向加尔各答。“版本升级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林砚的声音忽然沉下去，像潜入深海的船，“上个月，我在福州军械所拆了三挺英制马克沁，发现扳机簧片的钢材成分，跟上海江南制造局送来的样品，差了0.3%的铬。就这0.3%，让咱们仿制的机枪打到三千发就炸膛。”他转身，目光扫过两人，“可就在昨天，上海道台衙门送来公文，说英国领事‘盛情邀请’咱们派员赴沪，观摩‘最新式蒸汽动力纺织机’——时间定在腊月廿三，小年。”陈阿炳脱口而出：“去？”“当然去。”林砚点头，“带上咱们新铸的五十枚‘光复通宝’，一枚换一台织机图纸，两枚换一台样机——他们要钱，咱们给钱；他们要面子，咱们给面子；但他们若想伸手摸咱们的脊梁骨……”他右手虚握，缓缓收紧，指节发出轻微脆响，“就让他们摸摸，这脊梁骨里，到底浇灌了多少闽南人的血，多少潮汕人的汗，多少台湾渔民的盐。”雪不知何时停了。一缕惨白日光刺破云层，斜斜切过门槛，在青砖地上投下锐利如刀的亮痕。林砚弯腰，从霜层下抠出一小块冻土，土块皲裂，露出底下湿润的深褐色。“看见没？雪再厚，压不住地气。”他将冻土捏碎，任褐色粉末从指缝漏下，“广东那边，我已经让李昭寿带五百人化装成盐枭，混进琼州府。江西方向，邓光明的工兵队正用闽南带来的水泥配方，在赣南修路——修的不是官道，是穿山隧道。三个月后，第一批桐油就能从赣州经水路直抵厦门，省下八百里旱路运费。”王铁柱喉头耸动：“那……琉球？”“琉球王不敢明着求援，但派了三个使臣，两个病死在海上，最后一个，昨夜用渔船漂到澎湖，怀里揣着半块琉球王室玉珏。”林砚从袖中取出个油布包，解开，里面是半枚青玉珏，断口处浸着暗褐血渍，“玉珏另一半，在萨摩藩主手里。当年琉球同时向清廷和萨摩称臣，玉珏一分为二，各执其一——如今清廷自顾不暇，萨摩便要拿这半块玉，逼琉球王签下‘永久租借八重山’的文书。”陈阿炳突然单膝跪地，额头触着冰冷砖地：“林先生！潮汕子弟，愿为先锋！”林砚没扶他，只俯身，将掌心那撮褐色泥土，轻轻覆在陈阿炳低垂的额头上。泥土微凉，带着地底深处的腥气。“起来。”他说，“去告诉码头上等着的潮汕船老大们，就说林某人有句实话：咱们不抢洋人的船，但洋人的船，得按咱们的规矩靠岸。从今日起，凡挂英、美、法三国旗的商船，入闽浙港口，须缴‘护航费’——每吨货物，折银半两。若拒缴……”他指向窗外雪霁初晴的苍穹，“那就请他们，自己去跟东海龙王讨个说法。”王铁柱猛地抬头：“可这……这不就是……”“就是收保护费。”林砚坦然承认，甚至笑了，“可你知道福建水师每年吃空饷多少？浙江提督的姨太太，在杭州城里开了七家绸缎庄。他们收的，是虚的‘厘金’，咱们收的，是实的‘护航费’——钱进了账，立刻分三份：一份修码头，一份购煤铁，一份发给沿岸渔民，让他们帮咱们盯紧洋船动向。”他顿了顿，目光如钉，“更重要的是，这钱，得由咱们自己人，一笔笔记在册，盖上‘光复军财务司’的印。从此以后，这东南沿海的钱粮进出，再没人能糊弄过去。”陈阿炳抹了把脸，额头泥土混着热汗滑下：“明白！我这就去办！”他转身欲走，林砚却叫住他：“等等。”陈阿炳回头。林砚从紫檀匣里取出一枚“光复通宝”，放在掌心：“带上它。见了潮汕船帮，把钱按在船板上，让他们亲手摸一摸——铜是热的，锡是韧的，海东青的眼睛，是用福建寿山石雕的，石头里沁着朱砂红。”他声音低沉下去，像潮水漫过礁石，“告诉他们，这钱不是印出来骗人的纸，是咱们用命烧出来的铜，用血炼出来的锡，用骨头刻出来的鹰。摸着它，就等于摸着咱们自己的心跳。”陈阿炳双手捧过铜钱，指尖触到那微烫的金属，果然尚存余温。他喉头哽咽，深深一揖，转身冲入雪后清冽的空气里。廊下只剩林砚与王铁柱。王铁柱犹豫片刻，终于开口：“林先生……石相公那边，真能成么？十万大军跨海，风浪、补给、疫病……”“成不成，不在风浪。”林砚望着远处雪峰勾勒出的锋利天际线，“在人心。石达开带的不是十万兵，是十万颗不愿再跪着吃饭的心。”他忽然指向廊柱上一道新鲜斧痕——那是昨日工匠劈开旧梁时留下的，“你瞧这木纹。楠木心硬，可砍开它，断口却极齐整。为什么？因为木纹里，藏着同一条根脉。”王铁柱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斧痕深处，果然蜿蜒着一抹深褐色的木质纹理，如血脉般贯穿整根立柱。“福建、江西、广东、台湾、琉球……”林砚一字一顿，“从来就不是割裂的孤岛。潮汕人的船，载着闽南的茶，停靠在台湾鹿港；台湾渔民的网，捞起的鱼获，一半卖到厦门，一半运往琉球那霸；江西的瓷器，经由汕头港出海，船底压舱的，是潮州运去的咸菜坛子。”他转身，从书架底层抽出一本破旧账册，封皮写着《闽粤海商行会·咸丰七年分账录》，“这才是真正的‘东南版图’。洋人用炮舰划界，咱们用血脉连疆。”他翻开账册，泛黄纸页上密密麻麻全是墨字：某月某日，潮州陈氏船载铁器抵台，换稻米三百石；某月某日，漳州林氏商号贩糖至琉球，售得白银七千两；某月某日，泉州苏氏与日本长崎商人订约，以生丝百捆，易铜料五千斤……每一页末尾，都盖着一方朱红印章，印文模糊，却隐约可辨——“四海同心”。“这方印，是道光年间一群海商偷偷刻的。”林砚指尖抚过印章，“他们不敢刻‘大清’，怕朝廷说他们通倭；不敢刻‘天地会’，怕官府说他们谋逆。就刻了这四个字——四海同心。因为他们知道，真正能把人捆在一起的，从来不是官府的律令，而是同喝一江水、共祭一尊神、同拜一个妈祖庙的命。”王铁柱默默看着那方印，忽然觉得左耳缺失的缺口，竟隐隐发烫。此时，廊外传来急促脚步声。一个披着蓑衣的少年冲进来，怀里紧紧护着个竹筒，脸上冻得发紫：“林先生！台北来的急信！郑成功庙……庙里的碑，挖出来了！”林砚瞳孔骤然收缩。少年哆嗦着拔开竹筒塞子，倒出一卷油纸。展开，竟是张泛黄拓片，墨色浓淡不一，却清晰显出碑文首行大字——“明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公忠烈碑”。碑文第二行，刻着一行小字，被朱砂反复描过，鲜红如血：“永历十六年，王薨于东都承天府。遗命：吾死后，葬于北线尾屿，面朝西，望故国。”林砚的手指在“北线尾屿”四字上停住，久久未动。北线尾屿，正是今日台南安平古堡所在。而“面朝西，望故国”——那方向，越过台湾海峡，正对着泉州晋江的深沪湾。少年喘着气补充：“挖碑的师傅说……碑背还有字，是后来补刻的，字迹很新，像是……去年刚凿的。”林砚猛地抬头：“什么字？”“就一行。”少年咽了口唾沫，“‘光复军甲子年立’。”廊内死寂。檐角冰棱滴下最后一滴水，砸在青砖上，碎成七瓣。林砚缓缓闭上眼。再睁开时，眸底已无波澜，唯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他走向书案，提起狼毫，饱蘸浓墨，在一张素笺上写下四个字：“民心即海。”墨迹淋漓，尚未干透。窗外，一只信鸽振翅而起，灰羽掠过雪后澄澈的蓝天，向着东南方——那片被无数双眼睛日夜眺望的蔚蓝深处，决然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