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没有给他们太多时间纠结。大军在城北视野开阔处扎营，营盘布置暗合九宫八卦，防御森严。他没有立刻下令攻城，而是让通晓数种语言的文书官（由归附的学者担任）将一份措辞严厉、盖有徐达帅印与大明皇帝玉玺（拓印）的文书，以箭书与扩音法阵结合的方式，送入城内并公告四方：

    “大明征西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告安条克军民及四方伯主：

    耶路撒冷伪神已诛，圣地重光。今大军西巡，涤荡妖氛，追索元凶。查尔等之中，有犹太遗族及其信奉者，昔年曾暗通漠北蒙古，引狼入室，祸我中原，罪证确凿，天地不容！此乃私通外敌、戕害文明之滔天大罪，非寻常信仰之争。

    尔等若明事理，速将城中所有犹太首领、骨干信徒及其族谱、财产册簿，尽数缚送军前，听候发落。我军只诛首恶，协从不问，秋毫无犯。

    若有藏匿庇护，或借故拖延，则视同共犯。天兵一到，破城之时，玉石俱焚，勿谓言之不预！”

    这份文书，如同投入滚油的火星。它巧妙地将矛头从广泛的宗教对立，聚焦到 “勾结蒙古侵略中原” 这一具体且严重的政治-历史罪行上（其中不乏吴笛提供的“历史考据”与情报支持），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同时，又给出了明确的“交出祸首即可免灾”的选项，分化了城内本就复杂的势力。

    安条克城内瞬间炸开了锅。犹太社区陷入绝望的悲鸣与激烈的争辩；拜占庭总督与贵族们则陷入了艰难的利益权衡——交出犹太人，可以避免眼前毁灭，但会严重损害帝国“保护所有基督徒（包括犹太裔）”的信誉，并可能失去犹太商人的财富；不交，则要面对那支能“弑神”的恐怖军队。

    就在城内争吵不休、暗流涌动之际，徐达给了他们一点“推动力”。

    常遇春亲率三千铁骑（混有慕容霸率领的突击部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对安条克防御相对薄弱、且靠近犹太聚居区的一段城墙，发起了一次“示范性”的突击。没有动用神霄炮，但神鸦灵晶枪的齐射火光点亮了夜空，轻易撕碎了试图出城反击的数百重骑兵。慕容霸更是身先士卒，一槊轰碎了外包铁皮的厚重城门（虽未彻底破开，但裂痕触目惊心）。突击持续了不到半个时辰，在守军主力慌乱赶来前，明军便已带着几十名俘虏（包括几名试图抵抗的犹太富商护卫头领）与对城墙防御能力的清晰评估，从容撤回。

    “下次，就不是一扇门了。”常遇春撤回前，对着城头怒吼，声音如雷。

    示范性打击与最后通牒的双重压力下，安条克城内的平衡被打破。拜占庭总督在“可能丢失城市与性命”和“损害部分信誉”之间，痛苦地选择了后者。在部分本地基督徒（长期与犹太社区有经济或宗教矛盾）的默许甚至推动下，城内的犹太拉比、富商、社区长老等约两百余人，连同他们的部分直系亲属，被哭喊着、咒骂着绑缚起来，连同相关的账册、信件（真伪混杂）被送出城外。

    徐达没有食言。接收了这些人犯与物资后，大军并未入城，只是在城外公开审判了其中几名证据“确凿”的“首恶”（根据吴笛提供的“情报”），当众处以极刑（灵火焚身，形神俱灭），以儆效尤。其余人犯则被打上封印，押入随军监牢。安条克城，兵不血刃，得以保全（至少表面如此）。消息传出，沿途其他城镇的抵抗意志为之大挫。

    自安条克沿古道继续北上，穿越托罗斯山脉隘口，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经科尼亚、布尔萨等要地，最终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君士坦丁堡。

    有了安条克的先例，后续行军“顺畅”了许多。许多城镇要么闻风而降，主动交出（或指出）当地的犹太社区负责人与疑似婆罗门联络点；要么内部发生动荡，亲明派或恐惧派占据上风，为大军提供补给甚至向导。少数试图依托险要地形（如托罗斯山脉峡谷）阻击的守军，在薛仁贵的精准远程打击（神箭开道）、李广的奇袭侧翼、以及常遇春的正面强攻下，迅速土崩瓦解。慕容恪的工程学才能在此段发挥出色，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甚至以法术暂时冻结河流），大军行进速度远超这个时代的任何军队。

    陈庆之的情报网络如水银泻地，不仅探查军事，更深入了解当地政治派系、经济矛盾、宗教纷争，为徐达的决策提供了坚实支撑。冯异与邓禹则开始尝试在控制区推行简易的“大明律”概念与贸易规则，并甄别、吸纳当地确有才干且愿意合作的人才（无论信仰）。

    当巍峨的狄奥多西城墙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大穹顶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时，整个君士坦丁堡，这座千年帝国最后的辉煌堡垒，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与争论的旋涡。耶路撒冷神陨、安条克屈服、沿途城邦纷纷倒戈的消息早已先于明军抵达。关于“东方恶魔”“弑神者”的恐怖传说与关于“只惩首恶”“贸易机会”的理性分析交织在一起，让皇宫、元老院、大皇宫、乃至市井酒馆，都充满了激烈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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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或其摄政）面临着一个几乎无解的局面：交出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重要人物？这不仅是宗教与道德的灾难，也会沉重打击帝国本就脆弱的经济（犹太人在贸易、金融中扮演重要角色），更会引发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兔死狐悲。不交？那支能轰碎城门、据说还能杀死“天使”（他们对神只的理解）的军队，就驻扎在海峡对岸的亚洲土地上，虎视眈眈。

    徐达的大军在马尔马拉海亚洲一侧的卡尔西顿（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扎下连营。营盘气势恢宏，与对岸的君士坦丁堡遥相对峙。他没有立刻发动渡海攻击，而是再次发出了最后通牒，内容与安条克时类似，但更加严厉，时限更短，并增加了新的条件：

    “……限尔等旬日之内，缚送所有犹太首领、重要信徒及与蒙古往来之证据至卡尔西顿军前。另，开放金角湾，允许我方舰只（郑和分舰队正在爱琴海巡弋）入港查验；割让加拉太地区（海峡对岸部分）为大明商站与驻军地；岁贡若干……若有不从，天兵渡海，必令君士坦丁堡化为齑粉，汝之圣索菲亚，将作我军马厩！”

    措辞极度强硬，条件堪称苛刻，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威慑与羞辱。这既是极限施压，也是为可能的谈判留下空间——徐达并非真的要立刻毁灭这座名城（代价太大，且可能迫使欧洲各国联合），他要的是最大的威慑效果，逼迫拜占庭做出最痛苦的让步，并彻底肃清婆罗门教在该区域借助犹太网络经营的势力。

    君士坦丁堡内外，阴云密布。海峡两岸，一边是千年帝都的绝望坚守与激烈辩论，一边是新兴东方霸主的冷酷凝视与雷霆震慑。战争与和平，毁灭与屈服，皆在拜占庭皇帝与贵族们的一念之间。而徐达，手握利剑，耐心地等待着对方的抉择，或者……崩溃。海风呼啸，仿佛吹响了又一个帝国黄昏的序曲，又或是新时代铁幕拉开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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