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枯井里的“牛肉”

    1995年的深秋，鲁南大地的夜色来得格外早。

    11月1日傍晚7点刚过，天色已经完全沉了下来，只有几颗残星稀稀拉拉地挂在头顶。

    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徐埠前村的东头，一台拖拉机正在“突突”地冒着黑烟。

    耕地的农民朱沛时看了看天，估摸着这一晌也干得差不多了，拖拉机的水箱也见了底。

    他拎着一个铁皮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了村东头的二号机井旁。

    这口井平日里是附近几个村灌溉和生活的主要水源，井口周围长满了杂草，在夜色中像一只不知深浅的独眼。

    朱沛时借着微弱的天光往井里打水，可水桶还没下去，他的动作突然停住了。

    在那幽暗浑浊的水面上，似乎漂浮着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编织袋，随着井水的微波轻轻晃动。朱沛时心里嘀咕：这是谁这么缺德，垃圾往井里倒？

    出于好奇，也是为了清理水源，他喊来了不远处的同村村民徐敏有。

    两人七手八脚地找了根长竹竿，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个沉甸甸的袋子勾到了井边。

    “看着像是个饲料袋子，说不定是哪个小偷在附近偷了牛，杀完吃肉，把不要的下水和骨头扔这儿了。”

    徐敏有吸着鼻子，闻了闻那股混杂着泥土和腐烂气息的味道，自以为是地分析道。

    那个年代，偷牛盗马的事儿在农村并不鲜见。

    两人一边发着牢骚，一边出于贪小便宜的心理——如果真是牛骨头，拿回去喂家里的狗也是好的——便动手解开了袋子口的扎绳。

    一股难以名状的恶臭瞬间扑面而来，直钻脑门。

    朱沛时捏着鼻子，把手伸进袋子里扒拉了一下。

    指尖触碰到的不是预想中粗糙的牛骨，而是一种带着弹性、却又干硬冰凉的触感。他心里咯噔一下，壮着胆子把那东西往外一扯。

    借着昏暗的光线，一只皮肤干瘪、脚趾扭曲的人脚，赫然从袋口滚落出来！

    “啊呀！是人脚！”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划破了乡村的宁静。朱沛时和徐敏有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逃离了机井，仿佛那只脚会追上来一般。

    第二章：迷雾重重的抛尸现场

    晚上7点40分，临沭县公安局的电话铃声在值班室里尖锐地炸响。

    南古派出所副所长的声音带着急促的喘息：“报告！徐埠前村发现尸体！碎尸！就在村东二号机井里！”

    案情就是命令。时任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刘副局长和刑警大队大队长蔡大队长，带领十名精干刑警，拉响警笛，火速奔向现场。

    此时的鲁南农村，土路泥泞。警车在黑夜里疾驰，车灯刺破了浓重的雾气。

    现场位于327国道南侧两华里处，徐埠前村东2.5华里。

    这是一片开阔的农田，二号机井孤零零地矗立在旷野中，西边紧挨着一条南北走向的白泉南公路，距离公路仅三米远。

    这是一个典型的野外抛尸现场。

    技术人员打着手电筒，在井口周围展开了细致的勘察。

    法医小心翼翼地将那个编织袋完全打开，里面的景象令人作呕：碎尸共四块，分别是人体的右手、右脚以及左右大腿。

    尸块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干枯状，边缘甚至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这绝对是一起杀人碎尸案。”法医在现场做出了初步判断。

    为了尽快拼凑出死者的身份，侦查员们没有丝毫犹豫，决定对机井进行彻底打捞。

    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井深水冷，侦查员们轮流下井或使用工具进行搜索。

    上午10点半，随着打捞工具的晃动，第二袋碎尸浮出了水面。这袋碎尸的包装更加复杂，足足有七层之多：

    最外层是印有“普通硅酸盐、临沂东芝实业开发公司”字样的袋子；

    第二层印着“山东临沭化肥厂”；

    第三层竟然还有“香港”字样；

    第四层是一个黑色的塑料编织袋；

    再往里，是印有“江苏盐业公司”字样的袋子；

    最里面三层则是透明的塑料袋。

    这层层包裹的包装物，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似乎在刻意掩盖着什么。

    而在这个包裹严密的袋子里，除了人体躯干外，还被凶手塞进了一块重达三、四十斤的灰青石。

    显然，凶手的意图很明确——让尸体永不见天日。

    第三章：消失的头颅与“无头”案

    随着打捞工作的深入，案情的轮廓逐渐清晰，但也更加扑朔迷离。

    经法医初步尸检，死者为男性，内脏已高度腐败。两次打捞共获得五块尸块，但令人遗憾的是，头颅和其他肢体不翼而飞。

    没有头颅，就无法进行人像比对，无法查清尸源，这就成了一桩棘手的“无头案”。

    市公安局法医刘玉民带着技术团队赶到了现场支援。

    通过对毛发的检验、血型的化验以及趾骨联合面愈合特征的分析，法医们给出了一份关键的鉴定报告：

    1. 五块碎尸同属一人。

    2. 死者为男性。

    3. 最佳年龄约为30岁。

    4. 身高约1.6米。

    5. 死亡时间在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这个时间点让在场的侦查员们倒吸一口凉气。

    这意味着这可能是一起积案，线索很可能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

    但是，凶手百密一疏，他虽然抛尸于井，却留下了大量的物证。

    除了那层层叠叠的包装袋，随同尸块一起打捞上来的衣物也成了破案的关键：

    一件蓝色的机织毛衣；

    一件白色的衬衣；

    一条藏蓝色的裤子；

    以及一条印有“临沂半程高中针织厂”字样的绿色内裤。

    这些衣物虽然陈旧且沾染了污泥，但上面的标签和款式，就是指向凶手和死者身份的路标。

    第四章：蛛丝马迹锁定范围

    专案组迅速兵分四路：指挥组坐镇全局，现场勘察组继续寻找遗漏线索，物证寻访组负责追查包装袋和衣物的来源，调查走访组则对周边村庄进行拉网式排查。

    物证寻访组的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但卓有成效。

    侦查员们像侦探一样，拿着那袋灰青石跑遍了附近的山头，最终在韩村镇张蔡庄找到了这种石头的出处；

    那个黑色的编织袋，经韩村兽医站辨认，系进口鱼粉的专用包装袋；

    最关键的是那条绿色内裤和蓝色工作服。侦查员们查遍了县直8个工厂和周边4个乡镇的10多家供销社，最后锁定了目标：

    只有南古镇供销社出售过这种款式的绿色裤头；

    而那件蓝色工作服，出自县造纸西厂。

    所有的物证线索，像一条条射线，最终都汇聚到了临沭县境内。

    这就排除了外地人作案抛尸的可能性，专案组果断将侦查范围圈定在本县。

    11月3日，干警们对现场周围的18眼机井进行了逐一排查。哪怕是一块瓦片、一个瓶盖，都要拿起来反复甄别。

    下午4时，在距离二号机井不远的三号机井里，又有了新的发现：

    一双黑色的皮鞋；

    一副带有鸳鸯图案的袜垫；

    以及一串钥匙。

    这些物品与之前打捞的衣物完全吻合，系死者生前所用。尤其是那串钥匙，虽然锈迹斑斑，但上面“五星”牌的字样依然清晰可辨。

    第五章：失踪的“风流鬼”

    11月4日，排查工作进入了白热化。9个乡镇，270个村庄，所有的外出及失踪人员名单被摆在了案头。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大家感到一丝焦躁的时候，三中队的干警在店头乡获得了一条重大线索。

    店头派出所的王所长翻出了一份旧档案：该乡东八里村有两名失踪人员。

    其中一名叫张淑义，年龄30岁，身高1.65米，于1994年失踪。

    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侦查员的神经。年龄、身高、失踪时间，都与法医的推断惊人地吻合！

    侦查员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东八里村。

    张淑义的家大门紧闭，一副破败的景象。

    据村民反映，张淑义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平日里游手好闲，是村里出了名的“二流子”。

    他在1994年古历9月突然失踪，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

    更可疑的是，张淑义失踪后，他的妻子崔广兰既不报案，也不着急寻找，而是心安理得地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西八里巷居住，甚至在案发前几天（11月1日）还去了青岛打工。

    “这女人心够大的，丈夫没了一年多，她一点动静都没有。”村里的流言蜚语让侦查员们觉得崔广兰有重大嫌疑。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细节浮出水面：

    张淑义失踪前，曾穿过一件蓝色机织毛衣；

    他曾跟同村的武宜刚换过一件蓝色工作服；

    最关键的是，张淑义的五弟媳在看到警方展示的物证——那双带鸳鸯图案的袜垫时，脸色瞬间煞白：

    “这……这是我嫂子崔广兰亲手给三哥做的，这鸳鸯的绣法，我认得！”

    11月5日，局长亲自带领40余名干警包围了东八里巷。

    通过对村民的走访，案情的拼图逐渐完整：

    张淑义生前生活作风混乱，与多名妇女有染。

    1994年9月19日晚，张淑义在村里的代销店买了香烟，大约9点多钟向东走去，说是回家睡觉。但这一去，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同村的武宜刚也证实，现场打捞的那件蓝色工作服，是他1992年在县拔丝厂发的，后来在1993年麦收时被张淑义借走（或者说是要走）了。

    当侦查员将那把从井里捞出来的“五星”牌钥匙，插进张淑义老家的门锁时，“咔哒”一声，锁开了。

    铁证如山。死者，正是张淑义。

    第六章：奸情引发的杀机

    死者身份确定了，但凶手是谁？

    按照常理推断，妻子崔广兰嫌疑最大。

    但11月6日，侦查员赶赴青岛将崔广兰带回审讯后，却发现她虽然对丈夫的失踪表现得冷漠无情，但并没有作案时间和证据，最终解除了嫌疑。

    既然不是妻子，那又是谁？

    专案组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张淑义的社会关系网。这个“风流鬼”平日里结仇不少，但谁会对他恨之入骨，不仅杀了他，还要碎尸、焚尸、沉井？

    在排除了一个个嫌疑人后，一个名字跳进了侦查员的视线——张凤军。

    张凤军，外号张二孩，是张淑义生前的“铁杆”好友。

    两人平日里臭味相投，经常一起偷鸡摸狗。但最让人玩味的是，张凤军的妻子吴兴花，与死者张淑义有着长期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是江湖上最大的两桩仇恨。张凤军难道是因为发现了妻子的奸情，从而对张淑义痛下杀手？

    但这还不够。侦查员们发现了一个更关键的地理逻辑：

    张淑义失踪的地点在东八里巷，而抛尸地点在徐埠前村的机井，两地相距20华里。

    如果凶手不熟悉抛尸地的环境，很难精准地找到那几口偏僻的机井。

    而张凤军，虽然住在东八里巷，但他的岳父家在南古寨东村。巧的是，寨东村距离抛尸的二号机井仅有2华里。

    对于张凤军来说，那一带的每一条小路、每一口井的位置，他都了如指掌。

    更有甚者，张淑义失踪后，张凤军便带着妻子吴兴花离开了东八里巷，先是去了连云港，后来又搬到了岳父家。

    这种反常的搬家行为，显然是在逃避什么。

    所有的证据链都指向了张凤军和吴兴花。

    第七章：横跨万里的追捕

    11月6日，抓捕行动开始。

    四路干警兵分两路，一路直奔南古寨东村张凤军的岳父吴福顺家，其他三路则对张凤军的亲朋好友进行布控。

    然而，当干警们赶到吴福顺家时，却扑了个空。

    吴福顺和老伴钟士莲面对警察的询问，眼神闪烁，异口同声地说张凤军夫妇已于11月4日回了老家东八里巷。

    “撒谎！东八里巷的房子我们早就看过了，根本没人住！”

    在干警们的严厉追问下，吴福顺夫妇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原来，张凤军夫妇根本没回老家，而是在11月4日晚，在老两口的护送下，带着孩子逃往了新疆！

    案情紧急。11月6日子夜，局长点将，三中队副队长带领两名侦查员，连夜奔赴徐州，登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

    这是一场横跨万里的追捕。

    11月11日，经过五天四夜的颠簸，三名侦查员抵达了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的库尔勒市。

    这里与山东截然不同。巍巍天山南麓，茫茫戈壁滩，海拔2600余米。

    侦查员们顾不上高原反应带来的头晕气短，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立刻投入了战斗。

    张凤军夫妇的目的地是哈拉玉宫乡汉族一队，投奔吴兴花的二舅钟广义。

    然而，当侦查员们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深入乡村摸排时，却发现钟广义家并没有这对夫妇的踪迹。

    难道情报有误？还是他们在途中听到了风声？

    侦查员们没有气馁，他们分析，既然来了新疆，人生地不熟，肯定还会找亲戚。

    经过连续三天的明察暗访，11月19日晚，终于有了突破。

    有村民反映，前几天见过一对操着山东口音的青年夫妇，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孩，手里挎着一个显眼的蓝色牛仔包。

    这个细节至关重要！临沭县的审讯组立刻对吴福顺进行了突审，证实张凤军潜逃时确实携带了一个蓝色牛仔包。

    11月20日上午，侦查员们找到了钟广义。

    在政策攻心下，钟广义终于承认张凤军夫妇确实来过，但他声称不知道两人杀人的事，而且两人已经离开了。

    在钟广义的带领下，侦查员们在库尔勒市找到了吴兴花的六姨家。

    当房门被推开的那一刻，吴兴花正抱着孩子瑟瑟发抖。她做梦也没想到，警察竟然能追到这万里之外的戈壁滩。

    吴兴花落网了，但张凤军不见了。

    经突审，吴兴花交代，张凤军觉得库尔勒不安全，已经跟着六姨夫去了千里之外的阿克苏。

    11月22日，三名干警在维吾尔族干警阿江的带领下，马不停蹄地赶往阿克苏。

    在阿克苏的一个建筑工地里，当侦查员喊出“张凤军”三个字时，那个正在搬砖的汉子浑身一震，回过头来。

    一副冰冷的手铐，结束了他长达一年的逃亡生涯。

    第八章：迟来的真相

    11月30日，历经25天，行程2万余里，抓捕干警押解着两名嫌疑人胜利返回临沭。

    这个轰动一时的“11·1”特大杀人碎尸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审讯室里，吴兴花和张凤军交代了令人唏嘘的作案经过。

    时间倒回1994年古历9月19日晚。

    那天晚上，张淑义喝了点酒，又来找吴兴花厮混。

    此时的吴兴花，对这段畸形的关系早已感到厌烦和恐惧。她拒绝了张淑义的要求，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被拒绝的张淑义恼羞成怒，不仅没有收敛，反而用极其下流的语言羞辱吴兴花，甚至吹嘘自己“玩过多少女人”。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吴兴花心中的怒火。

    趁张淑义不备，吴兴花抄起手边的一把铁锤，狠狠地砸向了张淑义的头部。

    一下，两下……张淑义倒在血泊中，当场死亡。

    杀了人的吴兴花魂飞魄散，连夜跑到了娘家，向父母吴福顺和钟士莲哭诉。

    第二天，吴福顺把在连云港打工的女婿张凤军叫了回来。

    面对这种局面，张凤军的反应令人咋舌。他没有选择报警，而是选择了包庇。

    或许是为了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或许是对张淑义的积怨已久，他竟然同意了掩盖罪行。

    夫妻俩将张淑义的尸体藏在麦缸里，后来又在室内挖了个坑掩埋。

    直到1995年秋天，尸体开始散发出恶臭，家里实在无法掩盖。两人便将尸体挖出来，泼上煤油焚烧。

    因为尸体难以烧透，他们竟然残忍地用刀将尸体肢解成八块，分装在多个袋子里，抛入了张凤军岳父家附近的机井中。

    而那颗最能证明身份的头颅，以及剩下的四肢，被他们在潜逃前埋在了郯城县李庄镇的一条干渠边。

    尾声：尘埃落定

    案件侦破后，公安干警根据张凤军的交代，在郯城县李庄镇挖出了最后的尸块。

    那颗失踪的头颅，终于回到了它该在的地方。这具曾经无头无四肢的尸体，在法医的努力下，终于拼凑成了一具完整的躯体。

    这起案件，始于“淫”，终于“杀”。

    吴兴花因奸情杀人，张凤军因亲情包庇，最终导致了两个家庭的毁灭。

    而死者张淑义，也因为自己的放荡不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95年的那个冬天，随着张凤军和吴兴花的落网，临沭县的乡村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这起离奇的碎尸案，却像一个沉重的警钟，长久地回荡在鲁南大地的上空，警示着世人：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莫作恶，作恶有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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