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8日，从昆明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夜色中疾驰。

    七号车厢六号下铺，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正闭目养神。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夹克，但鼓胀的胸肌几乎要把拉链撑开。

    放在小桌板上的双手骨节粗大，右手虎口处有一层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痕迹。

    “同志，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三名乘警不知何时出现在过道里。为首的老警察语气平和，目光却像刀子一样在男子脸上扫过。

    男子缓缓睁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警觉，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身份证，递了过去。

    身份证上赫然印着三个字：杨天勇。

    空气仿佛凝固了。

    老警察瞥了一眼照片，又抬眼看了看面前的男子——四十岁左右，方脸浓眉，右眉骨上那道两厘米的疤痕与通缉令上的描述完全吻合。

    最要命的是，情报显示此人极度危险，身上极可能携带枪支。

    两名年轻乘警不自觉地摸向腰间的警械。老警察却微微一笑，将身份证递回去：“谢谢配合，旅途愉快。”

    就在杨天勇伸手接证的瞬间，老警察突然暴起！他整个人像猎豹一样扑上去，死死按住杨天勇的右手。

    几乎同时，另外两名乘警一左一右锁住杨天勇的肩膀和脖子。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不过三秒时间。

    “别动！警察！”

    杨天勇没有挣扎。他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道：“我当过警察……我知道反抗没用。我跟你们走。”

    列车在夜色中继续北行，但目的地已经改变。前方停靠站：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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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铁警到恶魔：一个人的堕落轨迹

    时间倒回至1959年，云南楚雄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杨天勇出生时就有九斤重，童年时便比同龄孩子高出一头。

    小学五年级时，他因为殴打同学致其骨折被学校开除。父亲用皮带抽得他后背鲜血淋漓，他却咬着牙一声不吭。

    “送部队去！让部队管管这头犟驴！”父亲对母亲吼道。

    1978年，19岁的杨天勇参军入伍。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个在家乡惹是生非的青年在部队如鱼得水。

    他体能出众，射击天赋极高，四百米障碍训练全团第一。第二年就当上了班长，第三年成为预备党员。

    “这小子是块当兵的好料子，”连长在评语中写道，“但性子太野，需要好好磨练。”

    1982年，杨天勇转业回乡。因为军事素质过硬，他被分配到昆明铁路公安局，成为一名铁路警察。

    崭新的制服穿在身上，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母亲哭着说：“我儿有出息了。”

    最初的几年，杨天勇确实干得不错。他破获过三起盗窃案，还抓住过一个在列车上行凶的歹徒。

    但渐渐地，纪律部队的生活让他感到束缚。他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巡逻、写不完的汇报材料、开不完的会议。

    “当警察能挣几个钱？”他开始对同事抱怨。

    1993年夏天，一场意外改变了一切。

    那天下午两点，烈日当空。杨天勇和所长在铁路沿线巡逻时，抓获了七名正在扒窃运输物资的惯犯。

    手铐不够用，他们用麻绳把七个人串在一起，拴在铁路旁的一处栅栏上。

    “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借辆面包车。”所长抹了把汗，“千万看好了，这几个都是老油子。”

    “放心吧所长，”杨天勇拍拍胸脯，“就他们七个一起上，也近不了我的身。”

    所长骑着自行车走了。杨天勇搬了把长椅坐下，掏出一支烟点上。

    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前一夜他在歌舞厅玩到凌晨三点。一支烟没抽完，眼皮就开始打架。

    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住进了大房子，开上了小轿车……

    “杨天勇！人呢？！”

    一声怒吼把他惊醒。他猛地从长椅上弹起来，眼前的一幕让他浑身冰凉：栅栏被锯开了一个大口子，七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拴人的麻绳被利器割断，断口整齐。

    “我……我……”杨天勇舌头打结。

    好在所长借车回来时，正碰上那七个家伙往山里跑。他和借车单位的干警一起，又把人都抓了回来。但这事儿已经无法挽回。

    处分很快下来了：行政记过，扣发半年奖金，调离执勤岗位，去机关看大门。

    “我不就打了个盹吗？”杨天勇在办公室里吼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人不是抓回来了吗？”

    没人回应他。同事们沉默地整理着文件，仿佛他根本不存在。

    从那天起，杨天勇变了。他不再按时上班，经常酗酒，在值班室一睡就是一整天。

    领导找他谈话，他歪着头，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1995年春天，杨天勇因胃炎住进医院。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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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魔的联盟

    那天下午，杨天勇正躺在病床上输液，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戴着墨镜、穿着皮夹克的男人走进来，身后跟着个瘦小的跟班。男人手腕上的金表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

    “杨班长？”男人摘下墨镜。

    杨天勇眯起眼睛，好一会儿才认出来：“肖林？是你小子！”

    肖林是他当兵时的战友，同一个连队，睡上下铺。退伍后听说去了东北，再没消息。

    “你这是发大财了？”杨天勇打量着肖林那身行头。

    肖林笑了，凑到床边压低声音：“发财谈不上，不过刚在黑龙江弄了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什么？一百多万？”杨天勇的眼睛瞪大了。

    肖林点点头，做了个“嘘”的手势。

    那天下午，两个老战友聊了很久。肖林讲述了自己如何在佳木斯伪造证件、合同，骗走当地一家企业一百三十万的故事。

    他说得眉飞色舞，杨天勇听得心跳加速。

    “带上我，”杨天勇抓住肖林的手，“咱们一起干。”

    从那天起，杨天勇再也没回单位上过班。他和肖林混在一起，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但骗来的钱就像流水，不到两年就见了底。

    1997年春节刚过，杨天勇找到肖林：“这么小打小闹没意思，咱们得干票大的。”

    “你想怎么干？”

    “抢车。”杨天勇眼睛里闪着光，“现在什么最值钱？车。咱们假冒部队查车，没人敢怀疑。”

    肖林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点头。

    罪恶的齿轮开始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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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色开端

    1997年4月，肖林从老家招来了四个人：肖利（肖林的弟弟）、柴国立、左曙光、滕典东。

    杨天勇则叫上了发小杨明才。七个人，四个当过兵，都会用枪。

    他们在昆明市郊租了个农家院。杨天勇自封“政委”，肖林是“司令”。

    每天早晨六点，七个人准时起床出操，练习队列、敬礼、擒拿。杨天勇把在部队学的那套全搬了过来。

    “咱们不是一般的犯罪团伙，”他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咱们是组织，是纪律部队！”

    为了练胆，杨天勇想了个骇人听闻的办法。他通过关系联系到一家火葬场，每周带成员去两次。

    不是参观，而是站在焚化炉旁，看一具具尸体被推进去，化作青烟。

    “看多了就习惯了，”杨天勇面无表情地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当他们是这些炉子里的东西。”

    1997年4月6日，行动开始。

    晚上八点，昆明市官渡区一条僻静的公路。一辆墨绿色吉普车缓缓驶来。

    杨天勇站在路中间，举起手电示意停车。他穿着一身没有军衔的军装，身后站着同样装扮的肖林和滕典东。

    吉普车停下，车窗摇下，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同志，什么事？”

    “我们是军区纠察队的，”杨天勇亮出一本伪造的军官证，“怀疑你这辆车涉及走私，请下车接受检查。”

    司机嘟囔着下了车。就在他脚落地的一瞬间，柴国立和左曙光从暗处窜出，两把匕首同时刺进他的后背。男人连叫都没叫出声，就软软地倒下了。

    这是第一条人命。

    他们在车里搜出两万三千元现金，还有一条金项链。

    杨天勇亲自开车，把尸体运到事先挖好的坑里埋了。吉普车以四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黑市车贩。

    “太容易了，”分钱时肖林兴奋地说，“比骗钱快多了。”

    杨天勇却皱着眉头：“不行，咱们七个人就一把匕首。得搞枪。”

    他的目光投向了那些配枪的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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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声响起

    1997年5月的一个雨夜，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停车场。

    杨天勇一伙正在盗窃一辆吉普车，突然一道手电光照过来。

    “干什么的？”一个穿着警用雨衣的身影走近。

    是巡警。肖林的手摸向腰间的刀，被杨天勇一把按住。

    “同志，我们是部队的，”杨天勇堆起笑容，掏出假军官证，“怀疑这辆车是走私车，准备开回去检查。”

    巡警接过证件，借着手电光仔细查看。雨水顺着帽檐滴下来，他的注意力全在证件上，没注意到另外六个人已经悄悄围了上来。

    “哦，是军区保卫处的，”巡警把证件递回来，“需要帮忙吗？”

    “那太好了，”杨天勇眼睛一亮，“我们出来得急，没带车。你能不能送我们一程？到驻地就行，完了我们再派人送你回来。”

    巡警犹豫了一下。军警一家，这个忙似乎该帮。

    “行吧，上车。”

    他坐进了后排。杨天勇和肖林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滕典东发动了汽车。

    车子驶出市区，开上通往郊外的公路。雨越下越大，车窗上水流如注。巡警觉得有些不对劲：“同志，你们驻地在哪个方向？这路不对啊。”

    杨天勇笑了：“马上就到。”

    话音刚落，他和肖林同时动手！两把匕首从左右两侧刺入巡警的肋部。巡警惨叫一声，拼命挣扎，但被两人死死按住。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座椅。

    车子在荒郊停下时，巡警已经不动了。杨天勇从他腰间取下枪套，里面是一把64式手枪。

    “第一把，”杨天勇抚摸着冰冷的枪身，“还差六把。”

    有了枪，他们的胆子更大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又有三名公职人员死在他们的枪下：一名工厂保卫干部，三名联防队员，还有一名恰巧路过的武警战士。

    但杨天勇并不满足。他想要更多、更好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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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恶巅峰与惊天冤案

    1998年4月20日，晚上八点，昆明市西郊。

    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边树林旁，车灯熄灭，发动机还在微微颤动。杨天勇一伙开车经过时，隐约看见车里有人影晃动。

    “过去看看。”

    七个人下车，呈扇形围了上去。杨天勇敲了敲车窗，手电光照进去——车里坐着一男一女，都穿着警服。

    “开门，警察临检！”

    车里的男人摇下车窗，冷冷地说：“你们哪个单位的？有什么事？”

    杨天勇亮出假警官证：“市局缉毒队的。请下车接受检查。”

    “缉毒队？”男人笑了，“我就是市局的，怎么没见过你们？”

    气氛瞬间紧张。杨天勇看见，男人的手正悄悄移向腰间——那里鼓鼓的，显然是枪套。副驾驶座上的女警也把手伸向了手提包。

    没有时间犹豫了。

    杨天勇突然拔枪！几乎同时，肖林也掏出了枪。两声枪响几乎重合，子弹穿过车窗玻璃，在车内狭小的空间里弹跳。

    男警当场死亡，女警挣扎着掏出手枪，但第二波子弹已经到了。

    三十秒后，一切归于平静。

    杨天勇拉开车门。男警歪在驾驶座上，眉心一个血洞。女警趴在仪表台上，后背中了两枪。两把77式手枪掉在脚垫上，枪身还带着体温。

    “最新款的，”杨天勇捡起一把，吹了吹枪口的硝烟，“好东西。”

    他们拿走了枪、证件和车内所有值钱物品，把车推进了旁边的水库。

    这起案子震惊了昆明警界。两名警察——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俊博和女警王晓湘——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抢走配枪。上级限期破案。

    但侦查方向从一开始就偏了。因为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也是警察，而且有人举报他们夫妻关系紧张，侦查员将目光锁定在了杜培武身上。

    接下来的事情成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道伤疤：测谎仪显示杜培武“说谎”，刑讯逼供下他“承认”了杀妻罪行。

    尽管证据链漏洞百出，杜培武还是在1999年2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而真正的凶手，此时正在继续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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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农场

    1998年夏天，杨天勇在昆明市郊租下了一个废弃农场。

    他对外声称要搞养殖，运来了几十条狼狗和上百头猪，还找人焊了两口直径一米五的大铁锅。

    “以后处理‘货’就在这里。”他对同伙说。

    所谓的“货”，就是被害者的尸体。

    他们的作案模式已经固定：假冒军警拦车杀人——抢车抢枪抢钱——把尸体运回农场——肢解——煮熟——喂狗喂猪。

    杨天勇亲自示范了第一次。那个被害者是个建材商人，因为反抗被他们乱刀捅死。

    在农场的后院，杨天勇戴着手套和围裙，像屠夫处理牲畜一样，把尸体分解成几十块。然后扔进沸腾的大铁锅。

    “看清楚了？”他转身对脸色苍白的同伙说，“就这么干。骨头砸碎埋掉，肉煮熟了喂狗。一点痕迹不留。”

    柴国立当场吐了。但杨天勇不为所动：“吐完了继续干。干几次就习惯了。”

    他真的“习惯”了。从1997年到2000年，他们一共杀害19人，其中11人被这样“处理”掉。农场里那些膘肥体壮的狼狗，每一只都吃过人肉。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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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失误

    2000年4月23日，昆明商人王某开车出门后失踪。家属报案时提到，王某新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号码是XXXX。

    警方调取了通话记录，发现这个号码在失踪当天下午三点后就没有任何通信。

    但奇怪的是，5月31日晚上七点，这个号码突然开机，并且拨打了一个电话。

    信号定位在昆明市官渡区的一个二手手机市场。

    便衣警察赶到时，一个瘦小的男人正在摊位前跟老板讨价还价。他手里拿着的，正是那部诺基亚手机。

    “这手机哪来的？”警察亮出证件。

    男人脸色瞬间惨白。他是柴国立。

    审讯室里，柴国立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他交代了一切：团伙成员、作案经过、藏匿地点……还有那个恐怖的农场。

    “杨天勇说，要是有一天被抓了，别反抗，反抗也没用。”柴国立哭着说，“他说他当过警察，知道警察怎么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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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立即行动。6月15日，肖林在情妇家被抓；6月16日，杨明才在赌场落网；6月17日，肖利、左曙光、滕典东相继被捕。

    而杨天勇，此时已经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他打算去东北躲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他没想到，一张大网已经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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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到的正义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杜培武坐在被告席上，手腕上还留着长期戴手铐形成的疤痕。两年零两个月的冤狱生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脑萎缩，记忆力严重下降，经常头痛欲裂。

    但当法官宣读判决书时，他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

    “……经查，原审认定杜培武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依法改判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旁听席上响起掌声。杜培武的姐姐哭出声来。而杜培武本人，只是呆呆地坐着，仿佛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被带走时，差三个月就满缓刑期。如果杨天勇晚一点落网，他很可能已经被执行死刑。

    与此同时，杨天勇一案的审理也在进行。

    2000年10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旁听席座无虚席，许多人站着听完了全程。当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法庭里不时传来压抑的哭泣声。

    “1997年4月至2000年6月，被告人杨天勇、肖林等七人，冒充军警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抢劫、杀人犯罪活动……共作案23起，杀死19人，杀伤1人……抢劫机动车25辆，价值人民币370余万元……抢劫手枪四支……”

    死者名单念了整整二十分钟。有三名警察、三名联防队员、一名现役军人，其余是普通群众。最年轻的受害者只有21岁，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

    杨天勇面无表情地听着，偶尔抬头看看天花板。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时，他只说了三个字：“我认罪。”

    但真正的忏悔，他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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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枪声

    2000年11月17日，清晨六点。

    昆明市看守所，七号监室。

    杨天勇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囚服。看守民警递给他最后一支烟，他接过来，深深吸了一口。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民警问。

    杨天勇摇摇头。

    囚车驶向刑场。那是郊区的一片荒地，周围拉着警戒线。七个人被依次带下车，押到指定的位置。

    杨天勇看了一眼东方的天空。朝阳正在升起，云彩被染成金红色。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他也常常这样看日出。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会穿着军装一辈子。

    枪声响了。

    七声枪响，几乎同时。七个罪恶的生命，终结在同一个瞬间。

    消息传开后，昆明市民放起了鞭炮。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终于等来了正义。但有些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杜培武虽然平反，但他的人生已经被彻底改变。他离开了警察队伍，身体和精神都留下了永久的创伤。那些年被冤狱折磨的日日夜夜，成了他一生的噩梦。

    而杨天勇的故事，则被记录在案卷里，成为共和国刑事犯罪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个曾经的执法者，如何堕落成杀人恶魔；

    一个看似荒诞的冤案，如何差点让无辜者送命；还有那些永远无法挽回的生命，都在提醒人们：

    罪恶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一步步滑向深渊的过程，是从第一次越过底线开始的堕落。而当法律终于亮出利剑时，往往已经有太多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太阳照常升起，照在昆明的街道上。人们开始新一天的生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那些亲历者知道，有些伤痛，永远不会随时间流逝。

    而历史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记住这些伤痛，让后来者不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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