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骨骨折患者，术后三个月，接骨板在体内断裂，骨折端移位，刺破股动脉，大出血死亡。

    胫骨平台骨折患者，术后两个月，接骨板螺钉松动，骨不连，二次手术取出时发现接骨板表面已有肉眼可见的裂纹。

    脊柱内固定系统，术后感染，高烧不退，最终多器官衰竭死亡——感染源头被追溯至植入物包装密封不严，术中污染。

    每一起事故背后，都是一条或几条人命。

    每一起事故，刘振华都“处理”过。

    压下报道，协调赔偿，修改事故鉴定结论，将“产品缺陷”改为“患者个体差异”或“术后护理不当”。

    然后，“康健”公司的产品继续上市，继续销售，继续植入一个又一个患者的身体。

    作为回报，赵康会定期往刘振华指定的账户里打钱。

    有时是现金，有时是“咨询费”，有时是“项目合作款”。

    金额从最初的五万、十万，到后来的三十万、五十万。

    刘振华的账户像滚雪球一样膨胀。

    他在市中心买了三套房，送儿子去了澳洲读书，给妻子开了家美容院。

    生活光鲜亮丽。

    代价是那些死在手术台上，或者术后在痛苦中挣扎许久才断气的陌生人。

    刘振华第一次“处理”事故，是六年前。

    那时他刚当上监管科副科长，手里有点小权，但还没到能决定生死的程度。

    “康健”公司也还只是个小型加工厂，做点低端的骨科耗材，质量一般，但价格便宜，在某些基层医院有点市场。

    那天下午，赵康拎着一个黑色手提包，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

    包很沉，放在桌上时发出闷响。

    “刘科长，一点心意。”赵康脸上堆着笑，眼角皱纹挤在一起，“听说您儿子要出国了？这点钱，就当是叔叔给的赞助。”

    刘振华没动。

    他看着那个包，拉链没拉严，露出里面一沓沓红色的钞票边角。

    “赵总，你这是干什么？”他的声音很平静。

    “没什么，交个朋友。”赵康坐下来，自己给自己倒了杯水，“其实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请刘科长帮帮忙。”

    “你说。”

    “我们厂子前段时间出了一批接骨板，有个患者用了，术后感染，没救过来。”赵康的语气轻描淡写，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家属闹得厉害，说要告我们。其实这事吧，真不一定是产品问题。手术环境、医生操作、患者自身抵抗力，都有可能嘛。”

    他喝了口水，看向刘振华：“我知道刘科长认识卫生系统的人，能不能帮忙打个招呼，把事故鉴定结论……往‘术后护理不当’或者‘患者自身感染’的方向引一引？当然，该赔的钱我们赔，绝不会让家属吃亏。就是别把‘产品缺陷’这几个字写进报告里。您也知道，我们小厂子，经不起这么折腾。”

    刘振华沉默着。

    他当然知道“产品缺陷”和“术后护理不当”的区别。

    前者意味着企业要承担主要责任，产品可能被召回，企业可能倒闭。

    后者是医院和患者的问题，企业赔点钱就能了事。

    赵康见他不说话，又补充道：“刘科长，我知道您最近在活动，想转正。卫生局王局那边，我熟。您帮了我这个忙，王局那边，我帮您递句话。”

    刘振华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很轻的一声。

    然后他开口：“材料呢？”

    赵康立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

    是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还有患者的基本信息。

    刘振华翻开。

    患者是个五十二岁的建筑工人，摔伤了腿，在医院做了骨折内固定手术。

    术后第三天开始发烧，伤口红肿流脓。

    抗感染治疗无效，两周后死于感染性休克。

    死亡原因一栏，目前空着。

    刘振华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下：“考虑患者术后护理不当，伤口污染，导致严重感染。不排除患者自身糖尿病史（未如实告知）影响愈合及抗感染能力。建议进一步调查护理记录及患者既往病史。”

    写完，他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科室章。

    “拿去给鉴定组的人看。”他把文件推回去，“就说这是我个人的初步意见，供他们参考。”

    赵康接过文件，笑容更深了。

    “刘科长，够意思。”他拍了拍那个黑色手提包，“这里面是二十万。一点辛苦费。以后咱们常来常往。”

    刘振华没看那个包。

    他只是点了点头。

    赵康离开后，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夕阳从窗户斜照进来，把桌面染成橘红色。

    那个黑色手提包躺在光晕里，像一块凝固的血。

    刘振华坐了很久。

    然后他伸手，拉开拉链。

    钞票整齐地码放着，一沓一万，一共二十沓。

    他抽出一沓，用手指捻了捻。

    纸张摩擦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他想起报告上那个建筑工人的照片。

    黑白证件照，脸膛黝黑，笑容憨厚。

    死了。

    因为用了不合格的接骨板，感染，死了。

    而他，刘振华，用一支笔，几句话，把责任推给了“护理不当”和“患者自身”。

    拿了二十万。

    公平吗？

    刘振华问自己。

    然后他笑了。

    笑得很冷。

    这世界哪有什么公平。

    建筑工人穷，没文化，死了也就死了。

    他刘振华有脑子，有权，活该赚钱，活该往上爬。

    至于那些死在手术台上的人……

    那是他们的命。

    命不好，怪谁？

    刘振华把钞票装回包里，锁进办公室的保险柜。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康健”公司的产品问题越来越多，事故报告一份份送到他桌上。

    他一份份地“处理”。

    签字，盖章，修改结论。

    钱也一笔笔地到账。

    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

    他升了科长，权力更大了。

    能决定一家企业的生死，也能决定……成千上万患者的生死。

    他逐渐养成一个习惯：每次签完一份“处理意见”，都会去楼下的吸烟区，点一支烟。

    看着烟雾在空气中升腾，消散。

    像那些被他抹去的生命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