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杨康入仕

    绍兴十八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才二月末，终南山下的积雪就已化尽，溪水潺潺，野草冒出新绿，连风都带着温润的气息，吹在脸上不再刺骨，而是像母亲的手，轻柔地抚过。逍遥别院里，腊梅刚刚谢去，院角的几株桃树就迫不及待地吐出了花苞，粉嫩嫩的，在枝头颤巍巍地立着，像是少女羞红的脸。

    孩子们脱去厚重的冬衣，换上轻薄的春衫，在院中追逐嬉闹。最小的那几个在药圃边捉迷藏，稍大些的在晾晒药材，最大的几个则在陆乘风的指导下学习记账。笑声、读书声、算盘声，混合着药草的清香，飘荡在别院的上空，安宁而祥和。

    杨康坐在书房窗前，手里握着一卷书，是《宋刑统》的注释本。阳光透过新发的桃枝，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今年十八岁了，身量已经完全长开，肩宽腰窄，背脊挺直，往那儿一坐，就是一棵挺拔的青松。眉目间褪去了少年的稚气和圆润，多了几分青年人的棱角和沉稳——眉峰更显，鼻梁更挺，下颌线清晰分明。只是那双眼睛，依然清澈，只是清澈里沉淀了更多东西：有读万卷书后的明理，有行万里路后的练达，还有一份独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既想展翅高飞又难免忐忑的复杂心绪。

    但他握着书的手指，却有些发白，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凸起。书页半天没有翻动一页，眼神飘向窗外，看着那些嬉闹的孩子，看着远处云雾缭绕的终南山峰，眼神悠远，不知在想些什么。

    “紧张？”我端着茶盘走进去，把一盅清心安神的百合莲子羹放在他面前，温声问道。

    杨康回过神，看到是我，连忙起身：“师娘。”他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感激，也有掩饰不住的忧虑，“有点。会试在即，说不紧张是假的。毕竟……准备了这么久。”

    我示意他坐下，自己也在他对面坐下。春日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暖洋洋的，将书房里浮动着的微尘照得清晰可见。书架上堆满了书，有医书，有史书，有律法，有农书，还有这些年他自己做的笔记，厚厚一摞，都是心血。

    “以你的才学，中个进士应当不难。”我缓缓道，舀了一碗羹推到他面前，“你师父让我来问问，会试之后，你有什么打算？是想留在临安翰林院，做个清贵编修，还是……”

    “外放。”杨康毫不犹豫地说，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

    我挑眉，有些意外：“外放？这可是苦差事。同科进士，谁不挤破头想留在翰林院？那里清闲，体面，又能接近中枢，将来升迁也快。外放做个知县，天高皇帝远，事多权小，做好了是应该，做不好就是罪过。”

    “我知道。”杨康放下书卷，目光清明如洗，直视着我，“但师娘，您和师父教了我这么多年，教我识药草、辨脉象、治伤病；教我读史书、明律法、知民生；教我种田、算账、修桥、铺路……不是为了让我在翰林院里吟诗作赋，写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吧？”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但更加恳切：“您二位教我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句话，这些年我反复咀嚼，越嚼越觉得重，也越嚼越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这话问得我心头一暖，像是一股温流淌过。是啊，从十二岁到十八岁，整整六年。我们看着他长大，教他医术，让他明白生命的可贵；教他武功，让他有自保之力；教他读书，让他明辨是非；教他农事，让他知道百姓疾苦。我们给他看《宋民录》，让他了解真实的世界；带他下乡义诊，让他看见最底层的生活；让他参与逍遥令牌的推行，让他明白规矩和秩序的重要。

    这一切，确实不是为了培养一个在翰林院里皓首穷经、吟风弄月的清流文官。

    “你想去哪里？”我问，声音柔和下来。

    “边境。”杨康说，眼中闪着光，那是一种混合着理想和热忱的光芒，“北边，或者西边。哪里最苦，哪里最乱，哪里百姓最需要人，我就想去哪里。”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方：“这些年，我跟着师父师娘义诊，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我看到过黄河决堤后，灾民易子而食的惨状；看到过边境百姓在金兵铁蹄下瑟瑟发抖的恐惧；看到过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后，百姓家破人亡的绝望。”他转过身，眼神坚定，“师娘，我想做点实事。我不想在京城的高墙里，看着奏折上冰冷的数字，想象着千里之外的苦难。我想去那里，站在那片土地上，和那里的百姓一起，面对苦难，改变苦难。”

    我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少年。阳光从他身后照来，给他周身镀上一层金边。他的脸庞还带着青春的棱角，但眼神已经有了超越年龄的成熟和担当。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雨夜，那个冲进别院浑身湿透、眼中燃烧着不甘和迷茫的少年。那时的他，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幼兽，挣扎着想要找到出口。而如今的他，已经长成了一只羽翼渐丰的鹰，知道自己要飞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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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师父说了，你想去哪里都行。”我收回思绪，把茶碗往他面前推了推，“我们支持你。不过外放之前，他有三句话要送给你。”

    杨康立刻正襟危坐，神情肃穆：“弟子恭听。”

    “第一句，”我一字一句，说得很慢，“审案须查实据，治县先问农桑，御敌当用民心。”

    少年重复了一遍，眼中若有所思：“审案不凭口供，要重证据；治县不搞虚文，要抓根本；御敌不靠高墙，要得人心……弟子记下了。”

    “第二句，”我继续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求千古留名，但求问心无愧。官做得好不好，不是看上司怎么评价，不是看同僚怎么议论，是看你治下的百姓，能不能吃饱饭，穿暖衣，睡安稳觉。”

    杨康重重点头，眼神明亮：“弟子明白。当官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青史留名，是为了实实在在为百姓做点事。”

    “第三句呢？”他追问。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才缓缓道：“第三句是——记住你姓杨，也记住你叫杨康。杨家后人，当有风骨；杨康之名，当有担当。你身上流着杨家的血，背负着父母的血仇，这是你的来处，也是你的枷锁。但你不只是杨家后人，你还是杨康，是你自己。你的路，要你自己走；你的名，要你自己挣。不必被仇恨困住，也不必被‘杨家’二字束缚。做一个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父母师长，也对得起你自己的——杨康。”

    这话说得重。杨康沉默了，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良久，他才抬起头，眼圈微红，但眼神更加清明坚定。

    “弟子记住了。”他说，声音有些哽咽，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杨家后人，当有风骨；杨康之名，当有担当。弟子……不会让师父师娘失望，不会让爹娘蒙羞，也不会……辜负自己。”

    “那就好。”我拍拍他的肩，“去吧，好好准备会试。考完了，好好歇几天。前路还长，不急于一时。”

    杨康重重点头，端起那碗已经微凉的百合莲子羹，一口一口，认真地喝完。

    ---

    三月，春闱开考。

    杨康提前半个月去了临安，住在逍遥商行的一处别院。陆乘风本想陪他去，但别院事务繁忙，走不开，最后是丘处机陪他去的。道长虽然不通文墨，但武功高强，能护他周全，也能在他紧张时开导几句。

    会试在礼部贡院举行，连考三场，每场三天。考生入场要搜身，只能带笔墨和干粮，在小小的号舍里一待就是九天。出来时，个个面色蜡黄，脚步虚浮，有些身体差的，直接就晕倒在考场外。

    杨康身体底子好，又有武功在身，出来时虽然疲惫，但精神尚可。他回到住处，倒头就睡了一天一夜，醒来后什么也不说，只是看书、练字、打坐，静待放榜。

    放榜那日，临安万人空巷。贡院外的照壁上，贴出了黄纸红字的榜文。杨康没去挤，是丘处机去看的。道长挤在人群中，眯着眼找杨康的名字，从后往前找，没找到；从前往后找，终于在第三十七名看到了“杨康”二字。

    “中了！中了！”丘处机激动得差点用上轻功，一路飞奔回别院，进门就喊，“康儿！中了！第三十七名！”

    杨康正在院子里练剑，闻言收剑而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释然，有喜悦，但更多的是平静——像是完成了一件该做的事，终于可以迈出下一步了。

    消息传回终南山别院，陆乘风高兴得差点扔掉拐杖，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像是自己中了进士一样。我让厨房加了几个菜，大家热闹地庆祝了一番。虽然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但这份喜悦，是真真切切的。

    殿试在四月，由皇帝亲自在集英殿主持。这不再是考文章，而是考对策，考见识，考应变。杨康准备得很充分，这些年读的书，看的民生，思考的问题，都化作了胸中丘壑。

    殿试那日，他穿上了举子的蓝衫，随着其他进士进入皇宫。集英殿上，皇帝高坐，文武百官分列两旁。考题是“论边防与民生”。这个题目，正中杨康下怀。

    他提笔，洋洋洒洒写了两千言。从边境地理，到军事部署；从百姓生计，到赋税改革；从互市贸易，到民心向背。既有宏观分析，也有具体建议；既有对现状的忧虑，也有对未来的展望。字里行间，透着年轻人特有的锐气，也透着超越年龄的沉稳和务实。

    写完后，他工工整整地誊抄在试卷上，交了上去。

    殿试结果出来，杨康得了个二甲第七名。这个名次，不高不低，正好可以外放做知县，又不会太过引人注目——不会因为太靠前而被留在翰林院，也不会因为太靠后而被派到穷山恶水。这或许有他答卷时有意收敛锋芒的缘故，也或许是冥冥中的安排。

    总之，这正是他想要的。

    吏部的任命下来时，连我都有些意外——襄阳府枣阳县知县。

    枣阳在襄阳以北，临近宋金边境，是真正的边陲之地。那里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常年受战乱波及，民生凋敝，盗匪横行。加上地处要冲，金兵时常骚扰，宋军也时常驻扎，百姓既要应付天灾，又要应付兵祸，还要应付官吏盘剥，日子苦不堪言。这地方，说是龙潭虎穴也不为过。

    “怎么会是枣阳？”陆乘风看着吏部文书，眉头紧皱，“那地方……太危险了。我年轻跑商时去过一次，城墙塌了半边，街上没几个人，县衙破得连门都关不严。而且听说那里的匪患特别严重，有好几股山贼，连襄阳守军都剿不干净。”

    “是我自己要求的。”杨康坦然道，接过文书仔细看着，“吏部本来给我安排的是江南富县——湖州德清县，那地方富庶安宁，是个好去处。但我主动上书，请求调往边境。我说，杨家世代忠良，我虽不才，也愿效仿先祖，为国守边。枣阳虽苦，却是大宋北门，关系重大。我愿往枣阳，为陛下守此门户，为百姓谋此生路。”

    这话说得硬气，也说得漂亮。既表达了忠心，又展现了担当，还隐含了“杨家后人”的身份——吏部官员看了，既不好拒绝，也乐得顺水推舟，把这块难啃的骨头扔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丘处机听说后，连夜从全真教赶来。他看着任命文书，又看看杨康，眼中满是欣慰，也满是忧虑。

    “康儿，好，好！”道长拍着杨康的肩，声音都有些哽咽，“不贪安逸，不畏艰险，主动请缨守边，这才是我杨家的种！你爹娘在天有灵，看到你今天的样子，也该放心了，该笑了！”

    但私下里，丘处机还是忧心忡忡地来找我们。那时已是深夜，书房里点着灯，道长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眉头拧成了疙瘩。

    “李兄，白姑娘，枣阳那地方……我真不放心。”他压低声音，“金兵时常越境骚扰，杀人抢粮；境内匪患不断，有黑风寨、白虎岭好几股山贼，加起来不下三四百人，个个都是亡命之徒。枣阳县衙那几十个衙役，老的老，弱的弱，真遇上事，顶什么用？康儿才十八岁，虽然武功不错，但双拳难敌四手，我怕他……”

    “怕他应付不来？”李莲花接过话头，语气平静，“道长，孩子长大了，总要去飞。我们能做的，是给他准备好翅膀，教他如何飞翔，然后放手。总不能因为他可能会摔跤，就永远把他关在笼子里。”

    丘处机叹了口气，揉着眉心：“道理我懂。当年送他去终南山，也是想让他离开王府那个是非之地，学些真本事。这些年看着他长大，学医习武，读书明理，我心里是高兴的。可这次……这次不一样。枣阳那是刀山火海，他是要去当官，要独当一面，要面对真刀真枪，要应付明枪暗箭。我……我就是放心不下。”

    “放心。”我安慰道，给道长倒了杯热茶，“我们会暗中看着的。至少第一年，不会让他真出什么事。陆乘风会跟他去枣阳，以逍遥商行的名义开个分号，既能帮他了解民情，传递消息，也能在必要时提供帮助。”

    李莲花也点头：“而且，康儿不是一个人。他这些年学的东西，够用了。医术能让他了解民生疾苦，武功能让他自保，读书能让他明辨是非，和我们一起处理逍遥令牌的事，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建立规矩。这些，都是他在枣阳能用上的。”

    丘处机这才稍微安心，端起茶喝了一口，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就好，那就好……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

    临行前，杨康来辞行。

    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别院里还静悄悄的。杨康换下了常穿的布衣，穿上了七品知县的绿色官服——那是吏部颁发的，崭新的官服，胸前绣着鸂鶒补子，腰间系着素银带，头上戴着乌纱帽。那身官服穿在他十八岁的身上，不显臃肿，也不显老气，反倒衬得他挺拔清正，自有一股端方之气，像一棵刚刚长成的青松，虽未参天，但已有了栋梁之姿。

    他跪在堂前，对着我们，也对着丘处机，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

    “师父，师娘，丘道长。”他的声音在清晨的寂静中格外清晰，“弟子此去枣阳，路远艰险，不知何时能归。这些年教导之恩、养育之情，弟子铭感五内，永世不忘。”

    李莲花上前扶起他：“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以后不必行此大礼。”

    杨康站起身，眼眶微红，但强忍着没有落泪。他走到我面前，从怀中取出一个蓝布小包，双手奉上：“师娘，这是我这几年整理的医案和药方，有些是我自己琢磨的，有些是跟您学的，还有些是下乡义诊时从民间收集的偏方验方。留在别院，或许有用。”

    我接过布包，入手沉甸甸的，不止是纸的重量，更是一个少年的心血，是他六年光阴的结晶。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十几本线装册子，用蝇头小楷写得工工整整，每一页都有日期、病人情况、诊断、用药、疗效。还有几本专门记录了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心得，有些方子我都没见过，显然是杨康自己钻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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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了。”我合上册子，小心收好，“我会让别院的孩子们都看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康师兄有多用功。”

    杨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笑容里还残留着几分少年人的腼腆。

    陆乘风也收拾好了行装，拄着拐杖站在一旁。他也要跟去枣阳，以逍遥商行二掌柜的身份。这几年，陆乘风把别院的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商行已经扩展到十几个州县，有了稳定的货源和客源。他去枣阳，既是为了帮杨康，也是为了开拓北边的生意。

    “康儿，走吧。”陆乘风说，“路还长，早点出发，天黑前能赶到下一个驿站。”

    杨康点头，最后看了一眼别院——这个他从十二岁起生活的地方，这个给了他温暖、教导和成长的家。晨曦中，别院的青瓦白墙静谧安详，药圃里新绿的药苗在晨风中摇曳，几个早起的孩子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他。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大步走向停在院外的马车。

    马车是逍遥商行准备的，不算豪华，但结实耐用。车夫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把式，跑过很多次北边的路。杨康和陆乘风上了车，车夫扬鞭，马儿嘶鸣一声，车轮缓缓转动。

    我们站在门口，目送马车远去。丘处机站在我身边，道长今天没有穿道袍，穿了一身寻常的灰色布衣，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老者。他望着渐行渐远的马车，久久不语，只是握着拂尘的手，指节有些发白。

    马车消失在晨雾中，留下深深的车辙和满院的寂静。孩子们站在门口，一直望到看不见了，才蔫蔫地回来，有几个年纪小的，已经开始抹眼泪了。

    陆乘风拄着拐杖，望着远方的路，轻声说：“总觉得……院子里少了点什么。空落落的。”

    是啊，那个从十二岁起就在别院长大的少年，那个跟着我们学医认药、跟着丘处机练剑习武、跟着陆乘风学算账理账的少年；那个会在义诊时耐心安慰病人、会在书房里熬夜读书、会在练功时咬牙坚持的少年；那个从迷茫到坚定、从稚嫩到成熟的少年，就这样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征途，去往一个未知的、充满挑战的地方。

    而我们能做的，只有祝福，和等待。

    ---

    杨康到枣阳后的第一封信，是两个月后寄来的。那时已经是初夏，终南山的桃树已经结出了青涩的小果。

    信很厚，用了三张信纸，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字迹起初工整，后来渐渐潦草，显是越写越激动，越写越想倾吐。

    他说枣阳的情况，比想象的更糟。

    “我到枣阳那天，是四月初八。天阴着，下着毛毛雨。马车驶进县城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一县治所——城墙塌了好几处，缺口处用木头和泥土胡乱堵着；街道坑坑洼洼，积水混着泥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两旁的房屋，十间有五六间是空的，窗破门歪，屋顶长草。”

    “县衙在城中心，还算完整，但也破败不堪。门前的石狮子缺了一只耳朵，大门上的漆剥落得差不多了，推开时吱呀作响，像是随时会散架。衙役只有二十几个，大多老弱，穿着破旧的号衣，无精打采地站在堂下。”

    “我到任第一天，还没来得及熟悉情况，县衙门口就聚集了三十多个告状的百姓。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衣衫褴褛的妇人，有面带稚气的少年。他们跪在泥水里，举着状纸，哭喊着‘青天大老爷做主’。”

    杨康在信中详细描述了那些案子：王家庄的王老汉，儿子被邻村的恶霸打死，告了半年，县衙不理；李村的李大娘，女儿被山贼掳走，生死不明；张镇的三户人家，田地被乡绅强占，告到县衙，反被打了板子……

    “我坐在堂上，听着他们哭诉，看着他们眼中的绝望和期盼，心里又沉又重。那沉，是责任的重量；那重，是良心的压力。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肩上扛的，不仅是朝廷的任命，更是这几万枣阳百姓的身家性命。”

    但他没有慌乱。他记着李莲花的话——审案须查实据。

    “我把所有案子都记下来，一件件去查。田地去丈量，尸首去检验（虽然已经埋了半年，但我还是请了仵作开棺），证物去收集，证人去询问。有些案子年代久远，证据难寻，我就一遍遍跑，一遍遍问。一个月下来，三十多个案子，结了二十七个。虽然累，每天只睡两三个时辰，但看着百姓拿到公道时流下的眼泪，看着他们跪下磕头说‘谢谢青天大老爷’，我觉得值。”

    信的后半部分，写的是他推行“县衙公开审案”的事。

    “枣阳以前的案子，都是县官在二堂私下审理，百姓不知情，就容易猜疑，觉得官官相护，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把审案搬到大堂，打开县衙大门，允许百姓旁听。起初有人闹事，在堂下喧哗、起哄，甚至有人想冲上堂来。我就让衙役维持秩序，讲明规矩——可以听，可以看，但不能喧哗，不能干扰审案。第一次公开审案，来了上百人，把大堂挤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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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出奇的好。百姓亲眼看着案子怎么审，证据怎么查，判决怎么下，对县衙的信任就慢慢回来了。有几个陈年积案，就是因为公开审理，有旁听的百姓提供了新线索，才得以破获。比如王老汉儿子被打死的案子，就是有个旁听的老妇人站出来说，她那天在河边洗衣服，看见恶霸带着几个人从河边跑过，手里还拿着带血的棍子。有了这个线索，案子很快就破了。”

    我看得连连点头，心中欣慰。公开、透明，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步。杨康做得对，做得聪明。他不是靠威严压服，而是靠道理服人；不是靠官威震慑，而是靠公正取信。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厚厚的手稿，是杨康自己写的《枣阳民生调查报告》。里面详细记录了枣阳的人口、田地、赋税、物产、灾情，甚至每个村的户数、每户的人口、每人的田地，都写得清清楚楚。还有对当地气候、土壤、水源的分析，对百姓主要生计（种地、打猎、采药、小买卖）的描述，对赋税负担、徭役情况的统计。

    报告写得极其详实，数据清晰，分析到位，完全不像一个十八岁少年能写出来的东西。显然，这两个月他不仅审了案，还深入乡间，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

    “治县先问农桑。”李莲花翻看着报告，眼中露出赞许之色，“他确实听进去了，也做到了。这份报告，比很多在任多年的知县都写得好。”

    报告的最后，杨康提出了几个初步设想：

    一是在县城设“劝农司”，请经验丰富的老农，教百姓新的耕作法，比如轮作、间作、施肥；引进耐旱耐贫的作物，如高粱、粟米。

    二是在各乡设“义仓”，丰年时百姓自愿捐粮，县衙也拿出一部分结余购粮储存；荒年时开仓放赈，平价售粮，防止粮商囤积居奇。

    三是在边境设“互市点”，允许枣阳百姓与对岸的金国商人交易。枣阳产药材、兽皮、山货，金国那边有马匹、羊毛、盐铁。互市可以互通有无，增加百姓收入，也能缓和边境紧张气氛。

    “想法很好。”我放下报告，对李莲花说，“但实行起来不容易。劝农司需要请人，需要花钱；义仓需要建仓，需要储粮；互市点需要选址，需要守军同意，还需要防止奸细混入。枣阳一穷二白，县衙那点赋税，连衙役的俸禄都发不全，哪来这些钱粮？”

    “所以他需要帮助。”李莲花合上报告，沉吟道，“但我们不能明着插手，不能让人知道知县和江湖门派有牵连，否则会被弹劾结党营私，甚至通匪。”

    我们商量了一夜，最后决定：以逍遥商行的名义，在枣阳设立分号。陆乘风已经在那边了，就以他为主，开个商行。一来可以收购当地特产——药材、兽皮、山货，运到南方去卖，为百姓增加收入；二来可以运来枣阳急需的粮食、药材、农具、布匹，平抑物价；三来……商行人来人往，消息灵通，可以成为杨康的眼睛和耳朵，帮他了解民情，传递消息，甚至在必要时提供一些暗中的支持。

    陆乘风在下一封信中得知这个决定，立刻回信表示赞同。他说枣阳虽然穷，但确实有些特产不错，比如一种叫“枣阳艾”的艾草，药效特别好；还有山里的灵芝、茯苓、何首乌，品质上乘。如果能打通商路，不愁销路。

    “而且，”陆乘风在信里写，“开商行有个好处——可以名正言顺地雇人。我可以雇一些青壮当伙计、护院，这些人平时是商行的人，关键时候，可以帮县衙维持秩序，甚至……剿匪。”

    最后这句话，让我和李莲花对视一眼。陆乘风想得周到，但也透露出枣阳局势的不稳——匪患，已经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

    ---

    陆乘风的商行在枣阳开张后，消息来得更勤了。每月都有信，有时是陆乘风写的，有时是杨康写的，有时两人合写一封。从信里，我们看着枣阳一点一点地变化，像一个久病的人，慢慢恢复了生机。

    劝农司建起来了。陆乘风从江南请来三位老农，都是种田的好手，经验丰富。杨康在县城划出一块地，作为试验田，让老农们示范新的耕作法。起初百姓观望，只有几户胆子大的跟着学。秋收时，那几户的收成比往年多了三成，消息传开，第二年春天，跟着学的人就多了起来。

    义仓也建起来了。杨康说服了几个还算开明的乡绅捐粮——不是强迫，是讲道理：荒年时百姓没饭吃，就会变成流民，流民就会变成匪盗，到时候谁都别想安稳。乡绅们想想有道理，加上杨康承诺在义仓的账目上公开透明，每笔进出都张榜公布，接受监督，他们也就捐了。县衙也挤出一点钱，买了一批粮。再加上逍遥商行以“慈善”名义暗中补贴的，四个乡的义仓总算有了点规模。

    那年秋天，枣阳遭了蝗灾。黑压压的蝗虫从天边飞来，所过之处，庄稼被啃得精光。百姓哭天抢地，眼看就要绝收。杨康当机立断，开义仓放粮。四个义仓同时开仓，按人头平价售粮，特别困难的家庭可以借粮，来年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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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场蝗灾，枣阳没有饿死人。百姓领到粮食时，跪在县衙门口磕头，说杨知县是“再生父母”。杨康在信里写：“师娘，当我看到那些百姓捧着粮食，眼中重新燃起希望的光时，我觉得，这两个月的奔波劳累，值了。”

    互市点最麻烦。金国那边倒是愿意，派了个小官来接触，说他们也需要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药材。但宋军这边不答应，襄阳守将吕文德亲自写信给杨康，说互市点容易成为奸细往来的通道，坚决不同意。

    杨康没有放弃。他亲自去襄阳，面见吕文德。那时他上任才三个月，一个十八岁的七品知县，去见正三品的襄阳守将，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去了，带着详实的方案和数据。

    “他真敢。”陆乘风在信里写，语气里满是佩服，“那天我也在襄阳，在商行分号等着。杨康去了两个时辰，回来时脸色平静，说吕将军答应了，但有几个条件。”

    杨康提出的方案是：把互市点设在两军都不驻防的缓冲地带——枣阳以北三十里的“三不管”河谷。那里地势开阔，易于监视。互市点由县衙派衙役维持秩序，双方商人凭路引进出，货物登记在册，交易时间限定在每月初一、十五，每次只开一天。这样既做了生意，又便于监管，还能防止规模过大引起两国朝廷的注意。

    吕文德被他说动了。这位老将军守襄阳多年，深知边境百姓的苦处，也明白完全封锁边境不现实。杨康的方案，既照顾了民生，又考虑了安全，而且把互市点放在县衙控制下，比让商人私下偷运要强得多。

    互市点开张那天，杨康亲自去坐镇。陆乘风也去了，以商行掌柜的身份。他们在河谷里搭了几个简易的棚子，衙役在四周巡逻。宋金两边的商人小心翼翼地从各自的方向走来，带着货物，在棚子里交易。

    “那场面，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陆乘风在信里详细描述了那天的情景，“金国商人带来的是皮货、马匹、羊毛、盐块；我们这边带去的是茶叶、丝绸、瓷器、药材。起初大家都很警惕，交易时话都不多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交易了几笔后，气氛就缓和了。有个金国老商人，买了一批茶叶后，用生硬的汉话说‘茶好，谢谢’。我们这边有个药铺掌柜，买了几张上好的狐皮，也拱拱手说‘皮子不错’。”

    “杨康站在一旁看着，没说话，但眼神很复杂。后来他跟我说，师娘，以前我觉得，宋和金，就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但现在看着这些普通百姓，他们不想打仗，不想杀人，只想活下去，做点小生意，换点需要的东西。我在想，也许仇恨和战争，从来就不是百姓想要的。想要打仗的，是上面的君王、将军、贵族；而下面的百姓，无论宋人金人，想的都是一样的——吃饱，穿暖，安安稳稳过日子。”

    这话让我感慨良久，拿着信纸，久久没有放下。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边境的烽火中，在官场的漩涡里，悟出了这样的道理。这道理很简单，很简单，但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多少英雄豪杰，就是参不透。

    不知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

    枣阳的变化，渐渐传开了。邻县的百姓听说枣阳有清官，审案公正；有义仓，荒年不饿；有互市点，能做买卖换钱，开始有人偷偷迁过来。起初是零星的几户，后来是成村成村的迁。杨康来者不拒，给新迁来的百姓分田地（枣阳荒地多），减免赋税，帮他们安家落户。

    枣阳的人口，从他刚到时统计的三千二百户，慢慢增加到三千五百户、四千户、四千五百户。荒地开垦了，市集热闹了，县城的城墙也修补一新——是杨康发动百姓，以工代赈，用县衙仅有的那点钱，买了材料，百姓出力，把塌陷的城墙一段段修起来。

    但麻烦，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意的红火，悄然而至。

    那天陆乘风的信到得特别急，送信的是商行的快马，马到别院时浑身是汗，几乎累瘫。信是陆乘风亲笔，字迹潦草，有些地方甚至被汗浸得模糊，显然是在仓促中写的。

    “师娘、师父：出事了。枣阳南边三十里，黑风寨的土匪下山劫掠，一夜之间洗劫了三个村子——王家庄、李村、张镇。抢走粮食二百石，钱财无数，杀了二十多人，掳走青壮男女三十余人。县衙接到报案，杨康当即带所有衙役（共二十八人）去剿匪。在黑风山下中了埋伏，土匪从两边山崖滚下巨石、射下箭矢，衙役伤了十几个，其中三人重伤。杨康手臂中了一箭，所幸不深。”

    “匪首‘黑面虎’放话，要县衙交出五千两银子，否则三天后血洗枣阳城。现在枣阳人心惶惶，百姓拖家带口往城里涌，城门都快挤破了。杨康坚持不交钱，说要死守县城，但我看他脸色不好，伤口虽包扎了，但失血过多，加上连日劳累，已经有些发烧。”

    “事急，望师父师娘速来。陆乘风拜上。绍兴十八年十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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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心头一紧，手都有些发抖。黑风寨是枣阳一带最大的匪窝，盘踞黑风山多年，据险而守，连襄阳守军都剿了几次没剿掉。杨康手下那几十个衙役，怎么可能是对手？

    李莲花看完信，脸色沉静，但眼中闪过锐利的光。他沉吟片刻，道：“他需要帮助，但不能是明面上的帮助。我们是江湖人，他是朝廷命官，如果我们公开插手剿匪，会被言官弹劾勾结江湖、擅自动武，甚至会被扣上‘蓄养私兵、图谋不轨’的帽子。”

    “你想怎么做？”我问，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我亲自去一趟。”李莲花说，“不带别院的人，就我一个人。以游方大夫的身份去枣阳，暗中助他。你留在别院，稳住局面，也随时准备接应。”

    我立刻摇头：“不行，我也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而且杨康受伤了，需要治伤。我是大夫，去给他治伤，名正言顺。”

    李莲花看着我，看了很久。他知道我的脾气，决定了的事，不会改变。而且我说的有道理——大夫去治伤，确实名正言顺。

    “好。”他最终点头，“那就一起去。但记住，到了枣阳，我们是游方大夫李莲花和白芷，是偶然路过，听说枣阳有匪患，留下帮忙治伤。其他事情，暗中进行。”

    我们当即收拾行装。我带了足够的药材——金疮药、止血散、解毒丸、清心散，还有特制的伤药和补药。李莲花带了简单的衣物和药箱，还有……他的剑。那柄剑已经很久没用了，但这次，恐怕不得不用。

    我们连夜出发，骑马走官道，日夜兼程。从终南山到枣阳，八百多里路，我们用了四天三夜赶到。到枣阳时，已是十月十三的傍晚，距离土匪限定的“血洗枣阳”之日，只剩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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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阳县城比我想象的要好，也比陆乘风信中描述的更紧张。

    城墙确实修补过，虽然还有些地方显得粗糙，但整体完整，城门也结实。只是此刻城门紧闭，城楼上站满了人——不只有衙役，还有许多百姓自发组织的青壮，拿着简陋的武器：锄头、扁担、菜刀，甚至削尖的木棍。他们脸色紧张，但眼神坚定，显然已经做好了守城的准备。

    我们表明身份——游方大夫，听说枣阳有匪患，特来帮忙治伤。守门的衙役认识陆乘风，见我们是商行掌柜的朋友，又背着药箱，便放我们进城，还派了个人带我们去县衙。

    城里的气氛更加紧张。街道上行人稀少，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偶尔有行人，也是行色匆匆，背着包袱，显然是想逃难又无处可去。县衙门口聚集了不少百姓，有的在打听消息，有的在帮忙搬运守城物资——石头、滚木、火油。

    陆乘风在县衙门口等我们，拄着拐杖，脸色憔悴，眼下一片青黑，显然多日未眠。

    “师娘，师父。”他迎上来，声音沙哑，“你们可算来了。”

    “杨康呢？”我急问。

    “在后衙，刚换了药，睡了。”陆乘风压低声音，“伤在左臂，箭伤，不深，但伤口有些红肿，像是感染了。我按您教的法子处理了，用了金疮药，但效果不大。而且他这些天几乎没合眼，白天布置防务，晚上巡城，铁打的人也撑不住。”

    我们快步走进县衙。县衙里也很乱，大堂上堆着守城物资，几个衙役在清点。穿过大堂，来到后衙。后衙的厢房里，躺着十几个受伤的衙役，呻吟声不断。最里面一间，是杨康的卧房。

    推门进去，屋里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昏暗。杨康躺在床上，盖着薄被，脸色苍白，额上沁着冷汗。左臂露在外面，包扎着绷带，绷带上渗出血迹。他睡得不安稳，眉头紧蹙，嘴唇干裂，偶尔发出含糊的呓语。

    我轻轻掀开绷带查看伤口。箭伤在左上臂外侧，创口不大，但周围红肿发热，有脓液渗出，确实感染了。而且看杨康的样子，已经开始发烧。

    “伤口不干净，箭上可能有毒，或者处理时感染了。”我低声对李莲花说，“得重新清创，上药，还要退烧。”

    李莲花点头：“你处理伤口，我去看看城防布置。”

    我让陆乘风准备热水、干净布巾、烈酒、金针。然后小心地拆开绷带，用烈酒清洗伤口，挤出脓液，再用特制的消毒药水冲洗。杨康在昏迷中疼得抽搐，但咬紧牙关，没有喊出声。

    清洗完伤口，我敷上特制的消炎生肌膏，重新包扎。又取出金针，在他曲池、合谷、大椎等穴位施针，清热解毒，退烧安神。

    针下不久，杨康的呼吸渐渐平稳，额上的冷汗也少了些。我坐在床边，用湿布巾擦拭他脸上的汗，看着这个从小看到大的孩子，心中五味杂陈。

    他才十八岁，肩膀还单薄，却要扛起一县安危；他本该在翰林院里吟诗作赋，在父母膝下承欢，却要在这边境小城，面对刀光剑影，生死考验。

    但这就是他选的路。他选了，就要走下去。我们能做的，只是在他跌倒时扶一把，在他迷茫时点一盏灯。

    一个时辰后，杨康醒了。他睁开眼睛，起初有些茫然，看到我时，愣了一下，随即挣扎着想坐起来：“师娘……您怎么来了？”

    “躺着别动。”我按住他，“伤口感染了，发烧，刚退了点，别又严重了。”

    他这才感觉到伤口的疼痛，皱了皱眉，但还是听话地躺下，只是眼睛一直看着我，眼圈渐渐红了：“师娘……我……我没用。土匪没剿掉，还伤了这么多弟兄……”

    “别说傻话。”我给他掖了掖被角，“剿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黑风寨盘踞多年，凭县衙这点人手，能全身而退已经不错了。现在养伤要紧，伤好了，再想办法。”

    正说着，李莲花和陆乘风进来了。李莲花已经看完了城防布置，脸色凝重。

    “康儿，”他在床边坐下，“城防布置得不错，滚木、礌石、火油都备齐了，百姓也动员起来了。但光守城不行，土匪围城，城里粮食能撑几天？十天？半个月？时间一长，不用土匪打，城里自己就乱了。”

    杨康脸色更白：“那……那怎么办？”

    李莲花看着他，缓缓道：“硬拼不行，就想别的办法。我问你，黑风寨有多少人？地形如何？头领是谁？有什么弱点？”

    杨康定了定神，开始详细讲述。这些天他虽然受伤，但脑子没闲着，把了解到的情况都梳理了一遍。

    黑风寨在枣阳南边三十里的黑风山上。山势险峻，三面悬崖，只有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到山顶，易守难攻。寨中有土匪百余人，头领外号“黑面虎”，本名不详，四十来岁，心狠手辣，武功不弱，据说早年是军中逃兵。寨中还有二当家、三当家，都是亡命之徒。

    “这次他们下山，抢了三个村子，但抢到的粮食不多。”杨康说，“我审问过从山上逃下来的一个土匪，他说山寨里其实已经断粮半个月了，靠打猎、挖野菜勉强维持。这次下山，主要是想抢粮，但看到村子里的粮食也不多，就改成要银子，想用银子去别处买粮。”

    “断粮……”李莲花若有所思，“这倒是个机会。”

    “师父的意思是？”

    “围而不攻。”李莲花说，“他们断粮，我们就断了他们的粮道。黑风山虽然易守难攻，但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们总要下山买粮、买盐、买药、买酒。把这些路都堵死，在山下设卡，盘查所有进出的人，发现往山上送东西的，一律扣下。困他们几个月，山寨里没吃没喝，自然就乱了。”

    杨康眼睛一亮，但随即又黯淡下去：“可是……怎么堵？县衙只有几十个衙役，还要守城，分不出人手。而且黑风山周围地形复杂，小路很多，堵不住。”

    “谁说一定要用衙役？”李莲花笑了，“用百姓。”

    “百姓？”

    “黑风寨为祸多年，周边村庄哪个没被抢过？哪个没有亲人死在土匪手里？百姓恨之入骨。你贴出告示，悬赏捉拿匪徒，提供线索者有赏，抓到匪首重赏。再组织乡勇，由县衙发兵器（哪怕只是削尖的木棍），训练他们守村、巡山、设卡。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保护自己的粮食，自然会出力。而且……”李莲花顿了顿，“乡勇熟悉本地地形，知道哪些是小路，哪些是密道，比衙役更适合堵截。”

    杨康听得认真，眼中重新燃起光，但仍有疑虑：“可是……土匪凶残，百姓怕他们报复……”

    “所以要有策略。”我接话道，“黑风寨断粮，山寨里肯定人心浮动。有人想硬拼，有人想投降，有人想逃跑。你可以放出消息，下山投降者，既往不咎，还给田地安家；提供匪首线索者，额外有赏；杀死或擒获匪首者，赏银百两。分化他们，从内部瓦解。土匪也是人，也要活命。当活命的路摆在面前时，很多人会选择走。”

    杨康的眼睛完全亮了。他撑着坐起来，虽然牵动伤口疼得龇牙，但精神明显好了很多：“我明白了！硬的不行来软的，明的不行来暗的。围困、分化、招降……多管齐下！”

    “对。”李莲花点头，“但记住，招降要真诚，答应的事一定要做到。否则以后没人信你。而且招降后要妥善安置，给田给屋，让里正监督，让他们真正安定下来，不再为匪。”

    杨康重重点头：“弟子记下了。”

    接下来的三天，枣阳县衙忙得不可开告。

    告示贴遍了全县各乡各村，悬赏捉拿黑风寨匪徒。乡勇组织起来了，出乎意料的是，报名的人很多。百姓受够了土匪的欺压，听说县衙发武器（虽然是简陋的），组织他们保护家园，都踊跃参加。短短三天，就组织了三百多乡勇，分成十队，由几个受伤痊愈的老衙役带领，在黑风山周围设卡、巡山。

    分化匪徒的消息也悄悄放了出去。陆乘风通过商行的渠道，找了几个人——有山里的猎户，有采药人，有曾经被掳上山又逃出来的百姓，让他们把消息带进山寨：下山投降者，免罪安家；提供线索者，有赏；顽抗到底者，死路一条。

    第四天，黑风寨没有屠村。他们又送了信来，口气软了些，只要三千两银子，还说“只要银子到手，保证不再骚扰枣阳”。

    杨康回信，让送信的人带回去：一两银子都没有，但下山大门敞开，投降者免罪安家，还给路费。

    双方僵持住了。

    但僵持对黑风寨不利。他们断粮，山寨里开始闹内讧。第一个下山投降的是个老匪，五十多岁了，瘸了一条腿，是山寨里做饭的。他趁着夜色偷偷溜下山，被巡山的乡勇抓住。杨康亲自审问，兑现承诺，给了他一小块田，一间县衙闲置的破屋，还让他帮忙指认山上的情况——哪些人是头目，哪些人是胁从，山寨里还有多少存粮，士气如何。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十天后，下山投降的已有十五人。半个月下来，达到三十多人。黑风寨人心浮动，连“黑面虎”亲自杀人立威，都压不住了。

    一个月后，黑风寨内讧。二当家和三当家联手，趁“黑面虎”睡觉时，将他杀死，割下首级，带着剩下六十多人，全部下山投降。

    困扰枣阳多年的匪患，就这样平了。没有大规模的剿匪战斗，没有血流成河，靠的是围困、分化、招降，靠的是人心向背。

    庆功宴上，杨康喝多了。这个一向沉稳、甚至有些少年老成的年轻人，第一次在我们面前露出了脆弱和激动的一面。他端着酒杯，眼眶通红，手还在微微发抖。

    “师父，师娘，”他看着我们，声音哽咽，“我……我差点就……就撑不住了。那天中埋伏，看着弟兄们一个个倒下，看着百姓惊恐的眼神，我真想……真想认输，想交钱，想让这一切结束。”

    他顿了顿，仰头把杯中酒一饮而尽，酒液顺着嘴角流下，混着眼角的泪：“但我不能。我交了钱，土匪会更猖狂；我认了输，百姓会更绝望。我只能硬撑，只能想办法。是师父师娘来了，给我指了路，是枣阳的百姓站出来了，给了我力量。”

    他放下酒杯，对着我们深深一躬：“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没有枣阳的百姓，黑风寨……平不了。”

    “但你做到了。”李莲花扶起他，拍拍他的肩，“康儿，你记住今天的感觉——不是靠武力，是靠智慧，靠人心，靠坚持。治国治县，都是一个道理。武力能平一时之乱，但平不了人心；只有得人心，才能长治久安。”

    杨康重重点头，把那句话刻在心里：“弟子记住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治国如此，治县亦如此。”

    ---

    我们在枣阳又住了半个月，帮杨康处理匪患的善后事宜。投降的八十多个土匪，一一甄别。罪大恶极的（亲手杀过人的）十二人，按律处置，该斩的斩，该流放的流放；胁从的（被掳上山被迫为匪的）四十多人，训诫后释放，安排到各村，分田地，让里正监督，定期向县衙汇报情况；愿意改过自新、且有家人担保的三十多人，也分给田地房屋，让他们安家落户。

    陆乘风的商行也趁机扩大了规模。黑风寨平了，商路安全了，他不仅在枣阳开了更大的铺面，还在襄阳、南阳、甚至更远的州县开了分号。逍遥商行的货物——南方的茶叶、丝绸、瓷器，北方的皮货、药材、马匹，开始在各地流通。商路通了，物资活了，枣阳的经济慢慢有了起色。

    临走前夜，杨康来送我们。那是十一月的夜晚，天已经冷了，夜空中繁星点点，一弯新月斜挂天边。县衙的庭院里，落叶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沙沙作响。

    杨康穿着常服——一件半旧的青色棉袍，外面罩了件黑色披风，站在月光下，身姿挺拔如松。十八岁的少年，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砺，眉宇间少了些书卷气，多了些风霜色，但眼神更加坚定，肩膀也更加宽阔。

    “师父，师娘，明天就要走了？”他问，声音里有不舍。

    “该走了。”李莲花说，“枣阳已经走上正轨，你能应付了。我们在这里，反而让你放不开手脚。”

    杨康沉默片刻，忽然问：“师娘，我这样……算是对得起我爹娘了吗？”

    这话问得我心头发酸。这么多年了，从他知道身世的那天起，这个问题就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里。他读书、习武、行医、为官，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坚持，背后都有这个问题的影子——我这样做，爹娘会欣慰吗？我这样活，对得起杨家吗？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在我眼前长大的孩子，认真地说：“康儿，你爹娘若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你——看到你为民请命，为百姓谋福；看到你审案公正，治县有方；看到你平匪患，安民心，让枣阳从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苦地，变成一个人人愿意安家的乐土……他们会骄傲的。”

    我顿了顿，加重语气：“他们会骄傲，不是因为你是进士，是知县，是因为你成了一个有担当、有作为、有仁心的好人。杨家后人，不该被仇恨定义，而该被德行定义。你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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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康的眼圈又红了。月光下，能看见他眼中闪烁的泪光。但他没有让泪流下来，只是深吸一口气，对着我们，也对着夜空，郑重地说：“弟子……定不负师父师娘期望，不负父母之命，不负百姓之托。此生，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民，无愧于……杨家之名。”

    第二天清晨，我们离开枣阳。马车驶出城门时，我回头望去，看见杨康还站在城楼上，朝我们挥手。寒风吹起他的披风和发丝，猎猎作响，但他的身影站得笔直，像一棵已经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树，风再大，也吹不倒。

    李莲花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温暖而有力：“怎么样？放心了吗？”

    我靠在他肩上，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枣阳城墙，轻轻点头：“放心了。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马车驶向远方，将枣阳留在身后，也将一个少年的成长，一个知县的开端，深深印在了这个冬天的记忆里。

    而前路，还有更多的县城，更多的百姓，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故事。

    但我知道，无论杨康走到哪里，无论他将来是继续做知县，还是升任知州、知府，甚至走入朝堂，他都会记得那三句话，记得自己的名字，记得肩上的责任。

    他会记得审案须查实据，所以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会记得治县先问农桑，所以不会忽视百姓根本；

    会记得御敌当用民心，所以不会只靠武力强权。

    他会记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不会贪图安逸享乐；

    会记得不求千古留名，但求问心无愧，所以不会为了政绩弄虚作假。

    他会记得自己姓杨，是杨家后人，当有风骨；

    会记得自己叫杨康，当有担当，当对得起这个名字，对得起天地良心。

    这就够了。

    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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