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提示本章大半篇幅是大宋君臣面对亡国的巨大压力而做出的拨乱反正行动，引用了很多历史事件，不喜勿订。

    ……

    事实证明，解决不了问题就先解决人的做法只能暂时转移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

    大宋王朝也没有因为奸臣尽皆伏诛众正盈朝而走向中兴，反而因为没有了这些大奸臣供“众正”同仇敌忾，导致朝堂上变得更加热闹。

    当然，真正的王朝精英不会这么肤浅，他们还是能看到这些问题，并尝试去解决它。

    实际上，早在下诏流放蔡京、诛杀童贯等人前，大宋朝廷就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了。

    大宋王朝存在的问题多不胜数，可真要归纳起来，无外乎内忧和外患两点。

    内忧的根源主要源于大宋政治结构和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进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堆积的结果便是让大宋过早走向衰败。

    从仁宗朝的范仲淹开始，到神宗朝王安石、哲宗朝章惇、道君朝蔡京，无不是试图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重塑大宋，以给这个早衰的王朝续命。

    结果，历次改革仅仅解决了部分旧问题。

    而新的问题却在改革中不断涌现，致使改革一再失败，进而导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最终拖垮了大宋。

    赵桓的天资本就远不及其父赵佶，性格又怯懦软弱，自没有赵佶那种明知不可为偏要为的昏君犟劲。

    其人只想做个受臣民赞颂的好皇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要与民争利。

    而在见识了临安民乱展示的可怕“民意”后，赵桓更不敢再走自家老爹的路。

    其人转而“顺应民意”拨乱反正，试图以不变的祖宗之法换来变化了的祖宗之治。

    显而易见，朝政由锐意改革改为全面恢复祖制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必然会造成朝野上下的思想混乱。

    开倒车能不能解决内部问题尚需在实践中检验，但开倒车造成的思想不统一问题不解决，朝堂上必然就会争吵不断，皇帝别想耳根清净，朝廷也会不断内耗。

    因而，大宋朝廷面对的当务之急便是解决思想混乱的问题。

    四月初三，知枢密院事李纲迎奉太上皇帝入都门，解决了天有二日的问题，消除了赵桓帝位可能会动摇的风险。

    四月初七，立皇长子赵谌为皇太子。

    赵谌在之前的被俘中受到惊吓，身体状况一度不好，调养了好些天才恢复正常。

    同一日，知枢密院事李纲出任淮南东、西路宣抚使，许瀚接其任，并以尚书左丞耿南仲为门下侍郎。

    此举同样是进一步巩固赵桓的帝位，更是为了安定天下“人心”。

    四月初九，太宰吴敏上札子

    “《六经》垂训，盖天地所以奠世法也，犹之江、河、淮、济，经营中国，终入大海。自三代以后，凡生民有一饭之安，皆《六经》之功世……

    盖由之而不知，其独恨强秦之祸，礼缺乐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经术自任，又废其一，其意以谓《鲁史》既亡，而《三传》不足取信，则《春秋》永无复可考……

    臣愿下明诏，复立《春秋》学官，今岁贡举，遂以取士，庶几同讲圣人之遗经，以辅世教。臣不胜大愿。”

    赵桓准其奏，乃置《春秋》博士。

    四月十二日，置详议司于尚书省，讨论祖宗法，以吴敏、唐恪、李邺三人领其事。

    拥有亿万生民的大宋王朝是极其复杂的组织体系，不同于走错了方向说回头就能立即回头的个人，任何朝政的实施必然会给整个时代造成甚远影响。

    即便是尽复祖宗之法，也不能随便割裂历史粗暴的一刀切。

    这两道诏令不再是空洞的“复祖宗之制，寝罢一切害民之法”的口号，而是进入了政策转弯的实质准备阶段。

    但即便赵桓有如此决心和行动，仍有一些臣子不买账。

    这些人认为详议司与旨在推行变法的神宗朝条例司、道君朝讲议司实异而名似，难以体现恢复祖宗之法的诚意，甚至有可能学道君借古改制。

    既然是“复祖宗之制，寝罢一切害民之法”，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

    百年前都能运行良好的祖宗之制绝不可能现在运行不好，一刀切就完了。

    因不少大臣一再上书要求罢掉详议司，赵桓不堪其扰，咬牙坚持了一个月后，只能再次“顺应人心”，撤掉了这个专门为朝政过渡而设的政府机构。

    四月十七日，诏开经筵。

    并令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杨戬、李彦之公田，朱勔之应奉，童贯征同之战，孟昌龄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开疆，

    关陕、河东之改币，吴越、山东茶盐陂田之利，宫观池苑营缮之功，后苑书艺局文字库等之费；

    又若近习所引，献颂可采，效用宣力，应奉有劳，特赴殿试之流，所叨恩数，一褫夺之。

    既然是拨乱反正，自然少不了将道君朝因各种害民之事而升官者的官职一一褫夺。

    至于这些官职被褫夺者原本就是奉旨行事，而且也有部分人干出了实实在在的功绩，则无人关注。

    权力斗争就是这样，旧人不下去，新人如何能上来？

    四月十九日，诏自今假日特坐，百司毋得休务。

    这道诏令延续了仁宗朝三司使包拯上言“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的传统，只是做得更彻底而已。

    从此以后，奉旨加班，节假日不休。

    新党提倡人性化管理，一再为各级官吏加薪，并争取节假日休息和冰碳补助等福利，旧党欲要恢复祖宗之法，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

    至于取消节假日后，官老爷们长期得不到休息，身心健康怎么办？

    不存在的！

    正人君子们皆履清要之职，每日只需要吟诗作赋粉饰太平即可致天下太平，当官当得快活似神仙，要什么节假日？

    果不其然，这道诏令下达四日后，便有臣僚上言

    “窃以国家治乱在用人，用人在责实。

    熙宁间，王安石执政，改更祖宗之法，附会经典，号为新政。以爵禄招诱轻进冒利之人，使为奥援，挟持新政，期於必行，自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

    以至为士者，非性命之说不谈，非《庄》、《老》之书不读，上慕轩、黄，下比尧、舜、三代，以汉、唐为不足法，流弊至今，为害日久……

    今天下之士，操笔弄墨，朝诲夕谕，升孔子之堂，宗虚无之教，而欲风教不坏，朝廷乂安，其可得乎……”

    天子从其请，诏复以诗赋取士，并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

    这是要从源头上纠正用人导向，尽量避免那些满肚子富国之策，实际却是“与民争利”的家伙混入纯洁的大宋官僚队伍。

    嗯，治国先治德，深受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熏陶的官员肯定道德高尚，绝对不会祸国殃民，没毛病！

    四月二十三日，诏台谏者天子之耳目，宰执不当荐举，当自亲擢。

    同一日，诏追政和以来道官、处士、先生封赠奏补等敕书。

    五月初一，再拜龙德宫，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

    很明显，天性轻佻爱自由的赵佶被关起来后并不安生，暗地里做了一些事，让赵桓嗅到了危险，不得不加紧对自己老爹的看管。

    五月初五，应“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著作郎兼太学祭酒杨时之请，诏追夺王安石王爵，罢配享孔子庙。

    五月初六，诏无出身待制已上，年及三十而通历任实及十年者，才能享受恩荫待遇。

    新党善于“开源”，旧党确实不善此道，就只能“节流”了。

    但节流明显是动既得利益者的饼子，肯定会遭抵触。

    这个问题也很好办，人分三六九等，上层的老爷们不用动，继续压榨无出身的官员和没前途的小吏便是。

    ……

    六月初一，以道君皇帝还朝，御紫宸殿，受群臣朝贺。诏谏官极论阙失。

    赵桓显然发现了自己老爹的正确使用方法——没事拉出来挨顿骂，更有利于彰显自己的功绩，也有利于朝廷百官团结一心。

    七月初一，废除元符上书邪等的禁令。

    七月二十三日，著作郎兼太学祭酒杨时上言“宣仁皇后（神宗皇帝之母高滔滔）保祐哲宗，枉被诬谤，久而未明，乞行政典。”

    赵桓再纳良言，诏侍从官共议改修宣仁皇后谤史。

    既然是废新还旧，自然要彻底，先从改教——历史开始。

    ……

    令人尴尬的是，大宋皇帝和朝廷如此顺天应人，却没能换来上天的庇佑。

    六月十七日，天狗坠地，有声如雷。

    次日，赵桓匆忙下诏虑囚。

    六月二十日，彗出紫微垣。

    六月二十一日，太白星、荧惑星、岁星、镇星在张宿会合。

    上天接连降下异象示警，很自然会引来一众言官“星象垂戒，切自警畏，内修德，外修政，进君子，退小人”之类的上书。

    赵桓除了没做到如其老子那般亲自上阵敬天之诚外，该做的真的已经都做了。

    无奈之下，其人只能下诏罢都水、将作监承受内侍官。

    实际上，自太学生聚暴民屠内侍后，作为天子耳目皇帝私奴的内侍已经很少有人敢出宫办事了。

    赵桓此举其实是以诏令形式正式剥夺了内侍作为皇帝耳目的功能。

    都已经众正盈朝了，天子还派内侍为承受监察地方，这是信不过谁呢？

    然而，仅仅过来一个多月的时间，上天又降下异象。

    八月七日，又彗出东北，长数丈，掠帝座，扫文昌。

    赵桓这回没辙了，只能诏以彗星避殿减膳，令从臣具民间疾苦以闻。

    要不怎么说得民心者真王者呢？

    赵官家为天下苍生做了这么多实事，关键时刻自然会有忠心臣子为其解忧。

    御史中丞陈过庭便及时上奏，言“彗出东北，应在伪同，此乃乱贼将衰之兆，非大宋之忧也。”

    众臣皆以陈中丞之言甚妥，并为天子贺……

    大宋的面临的窘境毕竟是内忧外患相互叠加，相较而言，外患比内忧更加严重。

    因而，朝廷在下大力解决内患的同时，也没忘了应对外患。

    四月十八日，应众臣反复上书之请，赵桓下诏加种师道太尉、同知枢密院事、荆湖北路宣抚使，命其招抚蠢蠢欲动的钟相。

    四月二十八日，诏有告奸人妄言同军复至以恐动居民者，赏之。

    同宋两国刚刚发生的大战中，不仅有梁方平、何灌等部宋军望风而逃，还有不少上户人家闻同军至而弃家奔走。

    甚至在同军退兵后，临安城中还两次因同军复至谣言导致城中居民争相逃亡。

    大宋军民惧同入骨由此可见一斑，且短期内也没办法消除这种负面情绪，那就只能以严刑峻法尽力压制了。

    四月二十八日，令在京监察御史、在外监司、郡守及路分钤辖以上，举曾经边任或有武勇可以统众出战者，每人举二员。

    四月二十九日，诏三衙并诸路帅司各举谙练边事、智勇过人并豪俊奇杰、众所推服、堪充统制将领者各五名。

    显然，宋军惧同皆不敢战，指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已经不现实了。

    赵桓不得不转而求其次，看能不能“众推之下有勇夫”。

    五月初二，诏天下有能以财谷佐军者，有司以名闻，推恩有差。

    四日后，朝廷下诏重申铜禁之令，并禁以金银做饰物。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国家财赋日窘，已经没人能开源了，节流也有限度，怎么办？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大宋现在的问题是连年征战连番大败，既无足食，也无足兵，民更不信朝廷。

    这两道诏令也算不是办法的办法，至于会不会造成地方官府趁机勒索百姓，或军队与地方豪强相勾结等问题，则不再朝廷考虑的范围内。

    一切的一切，都只有先度过了眼前的难关，挽救了大宋国灭的命运再说。

    五月初五，以少傅、安武军节度使钱景臻，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刘宗元，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

    以保信军节度使刘敷、武成军节度使刘敏、向德军节度使张矰、岳阳军节度使王舜臣、应道军节度使朱孝孙、泸川军节度使钱忱并为右金吾卫上将军。

    这些人中，除了王舜臣是神宗朝确有战绩的将领外，其余大半皆无从军经历，而且都是年过七旬的垂垂老者。

    如钱景臻，便是吴越忠懿王钱俶第七子钱惟演孙，钱暄之子，其人最大的“战绩”便是尚仁宗之女鲁国公主。

    此举如其说朝廷任用重将，还不如说是天子作出的与众权贵共生死的姿态。

    五月二十七日，诏天下举习武艺、兵书者。

    六月初三，又令中外举文武官才堪将帅者。

    典型的国难思良将，或者说口渴得快死了才盼着挖井。

    至于结果，肯定是有一点结果的，但也只有一点而已，出现的问题却更多。

    七月中旬，福州军叛乱，知州李延俊死于乱兵之手，朝廷急命刘颔讨平之。

    半个月后，因围困光州李成的胜捷军军纪混乱，淮南东、西路宣抚使李纲斩杀御下不严的统制官焦安节以振军纪，却不能抚其众。

    众军卒又听闻一手组建胜捷军的童贯刚刚被朝廷诛杀而大恐，军将李福趁机蛊惑部众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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