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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官田去向并不是无限度追查，因为这样做既没必要，也不现实。

    徐泽给出的时间界限是靖中建国元年（公元年），并划出了三条红线。

    靖中建国元年之前，侵占官田的，既往不咎，手续不健全的田主到官府办理了相关手续，即可正式合法拥有田面（土地使用权）。

    在这之后侵占的，限定五天时间内主动出首，官府收回田面和田底（土地所有权），对占田者则免予处罚，本年的土地出产仍归占田者所有；

    冥顽不灵，心存侥幸者，一经查出，家主坐监，并补交侵占官田时段内田地出产所得，再罚处同等数量的钱粮。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若是让赵宋朝廷来办此事，要么办不下，要么恨不得敲骨吸髓，哪像同舟社这么仁义？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照历年簿籍账册和共建会反馈的情况进行清查，因为不涉及到清查隐田隐户，且同舟社行动有理有据有度，受到的阻力很小。

    大量侵占官田的民户赶在限定时限前，来到官府出首，具结悔过，办理相关手续。

    但仍有五家心存侥幸的“地主”未按时出首，对这种不见棺材不下泪的家伙，自然没有什么情面可言。

    清查的结果不出徐泽意外，侵占赵宋官田最多的，并不是本地地主，反而是赵宋宗室和一些势力连路跨州的大地主。

    “连路跨州”并不是说某地主的地横连数州，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的。

    大地主土地的来远主要是通过“巧取”，很少会撕破脸“豪夺”，除非不想要家声和长久富贵了。

    华夏人难离故土，就算天灾导致百姓大面积逃荒后，仍会有很多百姓陆续返回家乡生活，小田主们对土地的眷恋比地主更甚。

    因此，即便是不立田制的赵宋，大地主们也很难取得大片“阡陌相连”的耕地，通常是某县有一个大庄子，另一县又有若干小庄子。

    而且，任何一地的土地兼并在某一阶段都有上限，不可能全部归某家或者某几家地主所有，任何朝代的朝廷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为了满足家业不断扩张的需要，这些大地主们通常会在本地暂时没有兼并空间后，转向其他州、县置地。

    比如祖籍密州诸城的赵明诚夫妇，便在青州拥有大量的产业。

    这种置地办法，并不是派家族子弟或者奴仆之流亲自操作，如此做的风险太大，吃相难看，还不好操作。

    通常是寻找当地“代理人”出面即可，比如四年前被徐泽灭门的李俭一家。

    五家未按时出首的“地主”，除了一家头铁的本地真地主外，其余四家都是这样的代理人，背后都是极硬的“关系”。

    这些家伙未必是错判了同舟社的政策力度，也有可能是身不由己。

    但徐泽没兴趣考虑他们的想法，对合法经营的真地主，他还要讲究体面，对这些假地主则是没什么好谈的。

    徐社首连赵宋官家的“合法”江山都预订了，还会顾忌什么猫猫狗狗的“非法”田产？

    因此，龚孝序关于登州税法改革试点第一阶段成果汇报送至诸城后，徐泽立即做出批示一视同仁，严查速办！

    有三家假地主没能力赔付判罚钱粮，龚孝序乃判没收其“私人”地产以冲抵的处罚。

    紧接着进行税改试点第二阶段——度田。

    所谓度田，并不是字面意义的丈量土地，还包括土地评级、户口核实，其目的是为了清查隐田隐户造成的偷税逃税现象，增加国家税收。

    断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这项工作无论在哪一朝，都会遭受极强的阻力。

    就算皇帝强行推行，很多与豪强勾结的官吏也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转移矛盾，把政策搞臭，让事情办砸。

    但同舟社这几年依托共建会已经做了大量细致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实际已经掌握大量数据，再加上之前连续两批人的处罚震慑，这一步改革反而没起什么波澜。

    甚至，在之前清查官田的过程中，就有一些灵醒的地主主动交代了自家隐田偷税的事实。

    对此，龚孝序的处理也是参照官田清查的政策主动交代不罚，隐瞒不报严惩。

    稍微复杂的土地评级，因为有共建会的参与，问题也不大，但也不是没有波折。

    期间，就暴出了两起田主收买办事吏员违规评级的问题。

    涉案的田主和吏员自然都要接受惩罚，尤其是不长眼的吏员，直接流放海东郡。

    收到这个消息，徐泽立即做出“通报全境”的批示。

    对这件事，他一点都不意外。

    吏治整顿是长期且艰巨的工程，而且不会有完成时，永远都是进行时。

    区别于赵宋“尽地利”多收税的方田均税法，徐泽改革税法，并不是为了尽可能多的收税。

    土地的肥瘠程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田主舍得投入，长期养田，下田也能变上田；

    遭遇海水倒灌、风沙侵袭，上田也可能变下田。

    徐泽在税改中，明文规定土地评级结合簿籍修订，四年一评。

    凡两次评级时，田等提升的，前两年仍按之前的田等收税，以此鼓励田主加大投入，提升现有土地的潜力。

    税改第二阶段，是为了彻底摸清治下人口和田地归属情况（共建会之前对一些大地主的情况掌握有限），以为授田打基础。

    这一阶段结束后，同舟社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官田，具备授田条件了。

    第三阶段的授田，徐泽并没有盲目的直接授田到户。

    同舟社治下不养闲人，少地的主户和无地的客户也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

    想获得田地，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且，最终分到这些百姓手中的，也只是田面，田底仍然掌握在同舟社手中。

    没错，获得授田的百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地不能随意交易。

    “天下为公”不能只是一句空话，也不能只要求人心为公，同舟社必须掌握大量的国有资产，才能逐步把这句口号逐步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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