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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针对太原府的解围战从出兵到结束仅有月余时间，若只算双方交战的时间，前后还不到一旬，四路近二十万精锐兵马便灰飞烟灭。

    消息传到开封府，君臣惊恐万状，京城人心惶惶。

    自将门联名上书请求出兵后就隔岸观火的大宋士大夫们终于站了出来，纷纷摆明自己的立场。

    弹劾军头以私利裹挟民意，名为抗大同保太原，实为攫取军权图谋不轨者有之；

    指名道姓请求朝廷诛杀败军之将，以正军纪挽救军心士气者有之；

    引经据典论证军头们的莽撞之举破坏了同宋两国睦邻友好的大形势，将为大宋引来灭顶之灾者亦有之。

    正所谓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

    军队遭遇惨败，致使国家面临覆灭的危险，自然要有人承担责任。

    更何况这次主张出兵的和以往不同，不是朝堂上的相公，也不是天子。

    而是掌控大兵的将门，是一旦得势就能重复五代故事主宰文人命运的无脑莽夫。

    之前国势危急，将门抓住了大义发难，使得文官们不好下手。

    如今大败亏虚，还不落井下石，更待何时！

    而被弹劾的军头们也不是傻瓜，正所谓未虑胜先虑败，折、姚、杨、种、刘等将门家主们以太原府之围要挟朝廷出兵时，就已经赌上了身家性命，做好了失败便要受过的心理准备。

    大宋将门手握部分兵权，为朝廷出生入死，实际却是处于权力分配的末流，根本没有单独对抗朝廷的实力。

    若不是徐泽强势崛起打击了教主道君皇帝的威望，破坏了大宋内部的权力平衡，并给了军民救亡图存的压力，将门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改变朝政走向都不可能。

    此次出兵救援太原府是将门崛起的绝佳机会，若是做得好，借外部压力和抗住同军的威望要求改革朝政，一举改变大宋以文驭武的传统也不是不可能。

    可惜，大宋将门把握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手却不愿配合，还打得朝廷大军惨败，彻底打灭了军头们不切实际的幻想。

    愿赌服输，精于在战阵上保存实力的军头们自然也知道如何在朝堂上体面收场。

    西线大败的消息刚刚传到开封府，京城四壁守御使刘延庆就以次子刘光世未战先溃致王师大败为由上书请罪，并闭门谢客，以示待罪之意。

    随即，东线种师中战败的消息也跟着传来，其兄种师道当即以自己年老体衰难堪大任为由上书请求致仕，也撂挑子不干了。

    虽然没有出兵，但上窜下跳，为将门筹谋出力颇多的杨惟忠也以自己昏聩无能，误判形势致大宋遭惨败为由上书请罪。

    退守平阳府的折可求勉强稳住阵线后，以本部伤亡惨重无力再战为由，请求……

    为维护朝廷体面，响应文官士大夫的强烈要求，天子必然要对这些人予以惩戒。

    但将门军头势力盘根错节，军中的传承比大宋的历史还早，根本不可能一网打尽。

    何况，国家危难还得仰仗将门出力，也不能真伤了诸军头之心，更不能彻底削除将门而让文官集团失去掣肘。

    教主道君皇帝御极多年，手腕极其老练，自然清楚这中间的平衡与自己权位的辨证关系，一番权衡后，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奉宁军承宣使种师中公忠体国，献身社稷，为掩护大军撤退血战而亡，诏赠少师，谥曰庄愍。

    临江军承宣使熙河经略使姚古未能及时查明敌情，致全军覆没，念其为国捐躯，不追其责，诏赠保庆军节度使，谥曰壮愍。

    洛阳种氏一门忠烈，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种师道为国征战多年有功，加淮南节度使，准其致使。

    彰化节度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知怀德军事杨惟忠擅论朝政，降为武略大夫，改任淮南东路兵马都总管。

    知府州兼麟府州管界都巡检使兼河东第十二将、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折可求为王事而不顾己身，本部人马折损严重，准其部退回府州休整。

    奉承宣使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未战先溃，带动大军兵败有罪。

    念其稳住平阳府防线有功，且四路大军中仅其一路得存，为朝廷保住了数万精锐之师，降为延安府兵马钤辖兼鄜延路第三将主将。

    京城四壁守御使镇海军节度使刘延庆勤勉谨忠，职司不变，速速复任。

    经太原府之战的大败，原本开始抬头并尝试干涉朝政的将门势力遭受重创，进入又一次的蛰伏期，在帝国事务中发出的声音更加微弱。

    而教主道君皇帝则趁机通过调动官职、批准致仕、内外交流等手段，将部分高阶武将束之高阁或调离其经营多年的巢穴，借此重新收拢了兵权

    其人还以兵败为由，斩杀了几个临阵脱逃的中阶武臣。

    一番整治下来，有没有使禁军上下指挥更加通畅从而提高军队战斗力，没有经过实战检验，暂时还不能下结论。

    但军中原本被将门把持的上升通道却得以松动，诸如韩世忠、曲端等青壮派中低阶武将有了晋升空间，军心士气竟然有所提升。

    这一系列的操作还凝聚了部分人心，巩固了教主道君皇帝原本岌岌可危的权位，让其人稍稍安心了一些。

    但这些只是上篇文章，如果不能及时补救大宋与大同的关系，解除两国的战争状态，同军随时都能南下撕掉大宋皇帝的遮羞布。

    因此，在解决朝政动荡，惩处败军丧师的将门军头的同时，教主道君皇帝赵佶展现了罕有的果决和行动力，做出了如下战略调整。

    其一，诏荆襄漕粮直接输送至南阳府，以支持工部侍郎孟揆加快南阳府防御体系建设。

    其二，加尚书左丞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并任河东路宣抚使隆德府知府，主持河东路事务，以收拢溃卒，安抚人心，稳住岌岌可危的河东防线。

    其三，诏豫国公童贯为陕西诸路宣抚使，节制西军全部兵马，以应对同军可能继续南下的危急局面。

    其四，派太宰、中书侍郎王黼领使团前往大同燕京，拟割河东路汾州以北部分州府，并献上巨量钱粮，以乞大同正乾皇帝息兵罢战，重议两国睦好。

    自三个多月前，徐泽借口河东路擅自招诱本国汉儿为由威胁大宋开始，大宋君臣和开封府百姓就一直承受着同军随时都能打到东京的巨大压力。

    此次河东路兵败，更是将大宋最能打的军事力量也赔掉大半，失去了军队的强力压制，一些地方的民乱开始抬头，就连东京城中也谣言四起，刑案频发。

    为袪厄禳灾，稳定大宋人心，教主道君皇帝这次是真拿出了看家本领，命少师蔡攸提举秘书省两街道录院主持兴建了顺天兴国坛。

    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就算再怎么加班加点，也得到来年二月份才能开始举行。

    届时，赵佶将亲自登台主祀，举行上元金箓斋。

    此斋设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召请三境至尊、十方上圣、玉京金阙天帝天真，十方师尊圣众、三界官属及一切威灵，以祈求诸神灵护佑大宋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因此，太宰王黼等人倒是不怕因为出使大同而不能参加这一盛典。

    这一次出使任务虽也紧急，但同军毕竟还在河东路，对开封府的威胁远没有在开封府时那么大，王太宰倒是不用又把自己和使团众人搞得血肉模糊。

    即便如此，其人还是不敢有丝毫耽搁，一路急赶慢赶，终于赶在元日（春节）前，到达了大同燕京府。

    大同政权初建，正乾皇帝又提倡一切从简，没那么多繁文缛节，

    但元日前后仍有很多庆典和祭祀（包含祭祀同舟社成立以来牺牲的忠烈）活动需要徐泽亲自组织，其人便将接洽赵宋外交使团之事交给了外部尚书王四。

    两国一日处于战争状态，开封府就一刻不能安宁。

    王黼肩上的压力极大，又清楚正乾皇帝的个性，不敢有丝毫隐瞒，便直接向王四和盘托出了教主道君皇帝开出的加码线。

    “陛下，赵宋君臣这次是真的急了，开出了割河东路半数州府，付金十万两、银两百万两以做战争赔款，并拟参照宋辽传统给大同交纳岁币一百万匹两每年的条件，以求两国息兵。”

    自徐泽开始造反后，宋军就一直被同军按着打，不断损兵折将。

    为保住江山社稷，赵宋朝廷花在赔款、抚恤和扩军上的钱财不计其数，导致国库日紧，越来越拿不出钱来。

    而随着大同王朝越来越强势，赵宋百姓对赵氏社稷存续也越来越悲观，为备兵荒，消费明显下降，还有一些上户成窖成窖的藏钱。

    如此一来，赵宋朝廷又一次“缺钱”了，短时间内根本付不起巨额的战争赔款，赵佶派王黼来燕京谈判时便主动提出以金银折现。

    这一点也是参照宋辽传统，赵宋每年向辽国交纳的岁币便是绢、银两项。

    所以，才有“匹两”作为计量单位。

    “亏赵佶想得出来，我堂堂大同岂是没见过钱的蛮夷，要他岁币做甚！是不是我嫌这点钱不够，他赵佶还准备对我称兄？”

    听王黼的言外之意，赵佶还真有这意思——赵宋短期内没有再战之力，只要大同愿意停战，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但王四跟了徐泽多年，自是清楚皇帝不屑于在赵佶的面前称兄。

    “陛下的意思是？”

    “赔偿的金银咱们日后改革币制用得着，岁币就不要了。具体如何办，我会让曹孝才跟他们谈。咱们与赵宋‘公平买卖’，光明正大的挣钱不好，何必担上恶名，要他们一点‘死钱’？”

    “臣明白了！”

    对大同臣子们来说，正乾皇帝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从皇帝的身上，不仅能学到矛盾论、治国根基论、战争演进学，还有“整体经济论”，等等。

    就连天资不甚高的王四都知道了对国家来说，“死钱”不是“钱”，能盘活国内市场，让钱加速流通并惠及更多百姓才是钱的道理。

    谈完了息兵条件，王四立即转入两国的外交关系调整。

    “对赵宋的乞和，臣该如何答复？”

    徐泽笑问“乞什么和？”

    见王四发懵，半天没想明白，其人乃点拨道

    “河东路之事，因何而起？”

    严格地讲，自从大同和赵宋正式勘界后，同宋两国外交关系就已经正常化了。

    可没过多久，赵宋朝廷就不顾两国刚刚签订的合约，擅自招诱“大同百姓”南下。

    大同朝廷先是以国书向赵宋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国限期给出说法。

    但赵宋君臣却误判形势，认为大同刚刚建国，内外压力极大，同军不可能冒着多面开战的风险南下，而断然拒绝了大同的无理要求。

    之后，徐泽一面发出警告，一面率大军南下并攻入滑州，以惩戒赵宋君臣背信行为，逼迫其认清绝绝不可怠慢大同任何意见的事实。

    赵佶也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立即遣使惩处河东官员，并命边地州府放同军入境，实际已经做好了放弃河东路的打算。

    但教主道君皇帝不负责任的甩锅行为，却受到了使者秦桧的强烈抵制，后者不仅没有如实传旨，还蛊惑知代州事郭仲恂带领军民坚决抵抗同军。

    由此，引来蓄谋已久的同军大规模入侵。

    至于之后折可求率军南下太原府抗同，赵宋将门联手逼迫朝廷出兵等等，不过是这件事持续发酵的后果。

    当前的形势是赵宋没了生力军而不敢打国战，大同也不想破坏既定方针贸然掀起灭宋的全面战争。

    所以，同宋两国围绕河东路的战争更应该理解为“局部冲突”才对。

    既然两国都没有正式宣战，自然不存在“乞和”一说。

    王四理清此事的来龙去脉，恍然大悟。

    “陛下的意思是还要穷究赵宋归来人之事？”

    其实，大同介入河东路原因并不是太重要。

    只要徐泽贼心不死，无论赵宋怎么做，同军迟早都要入侵河东路。

    但赵佶不知死活，授意河东官员招诱辽地百姓南下，却是主动授人以柄。

    而同军侵入河东路后，各地养不熟的归来人纷纷反叛，更是让节节败退的宋军雪上加霜。

    为改变被动形势，河东路未沦陷州府的官员尽皆采取断然措施，少数官员选择了弹性更大的驱逐离境，更多的却是无差别残杀归来人，以除后患。

    所以，对徐泽来说，河东之事还远没有结束。

    “对！咱们大同做事须得有头有尾，河东路要取，为流离百姓主持正义之事也必须做，还得做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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