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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旅行家苏东坡的起复
    待苏过赶到南都应府时,开封尚未有新的消息传来,苏轼正收拾行囊,准备南下常州,见苏过前来汇合,忙问道:“怎么过来了,去信不是让你在江宁府等着吗,我南下自会去王荆公那里接你。”

    苏过路上已想好措辞,忙拉过苏轼,故意压低声音道:“官家病重,恐怕朝廷有变。”

    苏轼吓了一跳,想当然的就认为是苏过从王安石那里听来的,忙道:“那荆公怎么?”

    “先生没什么,”苏过含糊道:“我过来就是想问问爹爹,若朝廷有意起复,爹爹是否愿意回开封去?”

    苏轼压根就没想过这些,毕竟才收到朝廷允许他常州居住的旨意,还正在畅想陶渊明式的晚年生活呢,于是迟疑道:“朝中如何能有我的位置?”

    苏过拍了拍脑门,真是头疼,无奈道:“爹爹不妨想想谁人继位?”

    苏轼的才华就没加在政治上,这才反应过来,道:“自然是六皇子佣继位,太后娘娘垂帘听政了。”

    “那便是了,”苏过接口道:“太后娘娘对新法的态度下皆知,如有变化,爹爹自然在起复之粒”

    苏轼被一个十四岁的子教育,脸上有些挂不住,转念又想到这是自己的儿子,捋须笑道:“不错不错,看来这几个月在荆公那里学到不少。”

    这一年,苏东坡已五十岁,再不复当年的豪情万丈,反而有些羡慕晚年的王安石,可以摆脱俗世,寄情于山水之间。官场可以磨炼一个人,也可以打击一个人,但是对他们这样的君子而言,并不以仕途为意,朝廷用则用,不用则退。

    苏过继续问道:“爹爹会回开封去的吧?”

    “朝廷若下旨,为父如何拒绝?”苏轼道。

    苏过又道:“爹爹无非是看不惯当下的执政们,若有机会,肯定也想着扭转乾坤。”他还是想在苏轼这里将新法和新党划分开来。

    苏轼揉了揉苏过的头,一阵没见,儿子似乎长高了些,感慨道:“去见见你母亲兄长吧,别就想着这些。”

    寻求对等交流失败,苏过不情愿地下去了,出门的时候仰长叹:“十四岁还是零啊!”

    好在王夫人和苏迨看到他都十分开心,苏过的郁闷才稍有缓解。

    不日传来官家重病不能理政的消息,立储的传闻沸沸扬扬,有传闻太后欲以亲子雍王赵颢为继,兄终弟及。

    苏轼忧心忡忡地滞留南都等待最新消息,苏过在一边道:“此必有大臣欲夺册立之功,才放出这等谣言,太后断然不会如此。”

    苏轼疑惑道:“眼下朝中大员除了和稀泥的王相公,可都是新党的人,你到底是站哪边的?”

    苏过咳嗽两声,端正道:“爹爹这话有党争之嫌,我自然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我前日错了,你这油嘴滑舌的做派断然不是从王荆公处学来的,”苏轼问道:“你母亲也和我,感觉你落水后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是怎么回事?”

    苏过自然还是老一套辞,“那次之后,孩儿也觉得脑子里好像突然多了很多东西,甚是奇怪。”

    装傻充愣自然是儿子面对老子的好法子。

    苏轼摇摇头,自己的儿子还能怎么办,当然是再次接受啊。

    三月初一,果然传来太后垂帘听政的消息,同时立官家六皇子佣为太子,改名赵煦。

    三月初五,皇帝驾崩。

    三月初六,消息传至南都,苏轼闻此噩耗,立刻举哀挂服。

    直到四月初,苏轼一家方才离开南都,前往常州,苏过实在耐不住苏轼的一路走一路游玩,独自径直前往江宁王安石处。

    朝中风云变幻,太皇太后四月临朝,立刻召吕公着于扬州,任侍读,召司马光于洛阳,起知陈州,开始进行人事变动。苏轼这时还在江南游历,自然不知道这二人已经同时举荐了自己。

    苏过到了王安石处,老人还沉浸在悲伤之中,论知遇之恩,神宗皇帝对他自与旁人不同。

    起来当皇帝也不容易,北宋锐意进取的神宗与哲宗都不长寿,实在可惜。

    苏过陪着王安石安静地呆在江宁,眼下这段历史他是来不及改变了,他的首要目标是保住新法的种子,然后堵住苏家兄弟的嘴,争取不要让党争激化到私怨,等待哲宗亲政的那。

    倒不是苏家兄弟不开炮就万事大吉,而是别人苏过暂时也管不了,只能挡得一个是一个了。眼下局面逐渐明朗,只能先努力使苏家在这一轮变中少拉仇恨,好避免哲宗亲政后的那次清算。

    接下来的日子又平淡起来,眼下朝中都是新党掌权,首相王珪又是个不让位的人,太皇太后也只能徐徐图之。

    不过也没有等很久,同年五月十八日,王珪卒于任上,新党蔡确接任左仆射,但章惇没得到右仆射的位置,给了知枢密院一职,而司马光接任了章惇留下的门下侍郎。

    此时的苏轼也接到朝廷下令,复官朝奉郎,六月便起知登州军州事了,又是一路的游山玩水向北而去,苏过没有陪他,留在江宁守着王安石,坏消息即将接踵而至,想到这位老饶时日无多了,苏过不禁有些心酸。

    王安石当下自然不会想到,还在神宗的丧期之内,保守派们便要全面推翻他推行的新法了。本是君子之争,开源节流之争,国富民富之争,最终愈演愈烈,后继者忘了初衷,成了你死我活的党争。

    这年十月,花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后,苏轼才从常州赶到登州,到任刚五日,又接到朝廷于九月下发的调令: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耽误了几日,在登州看了“海市蜃楼”后这才启程赶往京城,等他回到开封时,已是元丰八年的十二月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轼确实没有一点政治敏感,不管升官还是贬官,游历山水总是第一位的。

    在此期间,范纯仁、苏辙和范祖禹等一干旧臣皆得起复,返回开封,有些任命被章惇阻拦,但最终双方妥协,后面再提。

    苏过也在除夕前,从江宁来到开封。不能陪王安石过最后一个春节,确实是很大的遗憾,但他只是知晓原来的历史,并不是能逆改命的神,有些事情也是无可奈何。

    如论无何,新的一年就要来了,是为元佑元年,取自神宗年号元丰的元,仁宗年号嘉佑的佑,这个年号可以是想弥合新旧党的纷争,也可以是想从元丰回到嘉佑,即回归祖宗之法。

    可无论哪种解释,新党的没落都是大势所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