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 ，号禹斋 ，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母为贵妃李氏。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6岁被立为太子，并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即位。

    因明王朝政治**，财政枯竭，危机四伏，朝事主要依靠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其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饬，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 。

    朱翊钧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 。

    后因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 。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后金政权建立，并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攻占抚顺，挑起后金与明之间的战争。

    朱翊钧力主挞伐，次年明军在萨尔浒惨败，此后明对后金取守势，无力进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病死，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于定陵。

    朱翊钧在继位的前十年，奋发图强，使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促使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间十年其由勤变懒，加之沉溺酒色、财货的病态心理，非但未能使明朝中兴，相反却把明朝推向绝境。

    后人评论朱翊钧“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

    但朱翊钧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在骨干朝臣的辅助下，明朝并没有显现出明显的颓态，且明朝万历年间先后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战役，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

    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

    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

    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

    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于乾清宫。

    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万历皇帝继位伊始，大学士高拱马上呈进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门听政，亲答奏请，面见辅臣，议处要事，且一应章奏览后俱须发送内阁看详拟票，杜绝内批留中。

    虽然高拱的本意在于“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 但仍可看出他对于幼年皇帝朝夕训诲的急迫心情，初衷未为不妥。

    然而当时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上冲年在疚，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

    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

    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

    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

    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

    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

    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朱翊钧即位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内阁纷争倾轧，整个朝廷也没有能够挽回嘉靖一朝的积弊。

    这个社会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

    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

    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

    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明神宗冯保知书达礼，又有文艺素养，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爱。

    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通过遗诏驱逐了政敌孟冲，亲自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而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也对冯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

    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

    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

    神宗即位之后，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 恰恰触犯了“自负付托之重，专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 的为臣大戒，最终在官场角逐中失利。

    人事变更的结果，张居正依序升为内阁首辅，责无旁贷地肩担起培养万历皇帝的重任。

    而此次政治震荡对幼小的万历皇帝产成的刺激也颇为深刻：“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意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也。”

    而且高拱为人性格执拗，出言偏颇。

    明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

    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

    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

    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

    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朱翊钧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朱翊钧就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

    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

    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

    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神宗说：“事不考成，何有底绩。”

    其时，因为朱翊钧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

    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

    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

    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

    朱翊钧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

    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

    至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

    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基本结束。

    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

    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

    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朱翊钧亲政后，主持了着名的“万历三大征”。

    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巨。

    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身体虚弱，每况愈下。

    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

    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

    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着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

    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

    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

    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

    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中央机构空虚，各种事务荒废，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次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