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年没想到徐智摩会突然提及这桩旧事，心中一惊，暗自庆幸李雅琳此刻不在场。要是被她知道自己曾找人代笔写诗，那可就麻烦大了。于是他赶忙说道：“哎呀，我那些诗都只是随便写写而已，哪能跟你这位真正的大诗人相提并论呢？不过，我看你当初写诗时似乎并未全力以赴啊，我当时可是花了不少钱请你出手的。”

    徐智摩闻言，故意大声叫屈道：“哎，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过河拆桥啊！我帮你写诗追美女，现在你抱得美人归，就要忘了我这个媒人了？”

    李斯年看他故意大叫，生怕他继续嚷嚷，引来李雅琳的注意，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急忙打断他道：“好了好了，你就别嚷嚷了。我谢谢你还不行么？我会一辈子记得你的好的，对了，你什么时候动身去北京？到时候我们可以结伴同行。”

    徐智摩想了想，说道：“我还没想好，你什么时候走？”

    李斯年回答道：“胡学长让我在九月中旬新学期开学之前赶到，所以我打算下周就出发。先坐火车去金陵，再转车到天津，我算了算，能比坐船快上不少。”

    “那好，”徐智摩说，“我回去准备一下，和你一起走。对了，你别忘了给我一起买票啊。”

    “没问题，”李斯年应道，“但你得提前把票钱给我。”

    徐智摩打趣道：“斯年啊，你回国之后怎么变得这么吝啬了？在米国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你还经常请我和布雷迪一起去喝酒泡吧呢。”

    李斯年调侃道：“兄弟啊，你看看，我现在也算是有家室的人了，养家糊口不容易啊。”

    徐智摩不以为然到道：“呸，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岳父就李雅琳这一个女儿，以后他的家产还不都是你的？你以前在米国时梦想的那种躺平生活，现在已经超额实现了。我看你也不用去北京折腾了，就乖乖待在沪上吃软饭就行了。”

    李斯年故意正色道：“兄弟，我现在算是幡然悔悟了。你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态度啊，刚才孙先生还夸我必成国家栋梁呢。”

    徐智摩被他气得哭笑不得：“我看你有一点倒是没变，脸皮还是那么厚。”

    李斯年继续调侃道：“你倒是变化挺大，当年的浪荡公子居然为了追求所谓的爱情自由，放弃了那么好的吃软饭的机会。你岳父家里的条件，可比雅琳他们家还要好吧？你大舅哥还是浙省高官，你以后会知道赚钱艰难，生活不易的，哈哈哈。”

    徐智摩一时被好友的话噎得无言以对。

    徐智摩试图转移话题，说道：“你的胡学长现在可是被人在杂志上大加抨击呢，你这位学弟不打算出手相助吗？”

    李斯年一听这话，立刻想起了最近读到的一本新创刊的杂志——《学衡》。这本杂志是由金陵国立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七位知名教授联手创办的。他们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旨在传承华国文化精粹，同时积极吸纳西方新思想。杂志宣称将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公正的评判，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李斯年翻阅杂志之后，认为杂志的主旨很好，但是真正刊登的文章却都歪了屁股，有些偏离了初衷，完全是一种拉偏架的立场，似乎是专门冲着批判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去的，该杂志提倡文学复古，对文言文推崇备至，认为其优于白话文，认为新文化运动只是单纯模仿西方，根本不可取。

    整本《学衡》杂志全部采用文言文撰写，李斯年还特意将杂志拿给老爹李举人看，对方也认为，除了个别小瑕疵外，杂志里面刊登的文章的学术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问题在于，从创刊号开始，它就将矛头直指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对《新青年》杂志和胡适之本人大加抨击。

    他们指责新文化运动背离了传统，将孔夫子视为古今中外的第一人。在他们看来，华国文化的最大成就在于其纲常礼教，而学术文化只是少数天才的事。他们坚信美术、文艺和道德等领域是不可能进化的，文化的发展也不会遵循“今胜于古，新胜于旧”的规律。相反，他们认为新旧文化中各有精华，主张中西文明的融合与贯通。

    说起这本杂志，它的主编梅光迪与胡适之之间的渊源，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故事。当年胡适之在赴美留学前，曾在沪上与梅光迪结识并成为好友。梅光迪强调“复兴古学”，对社会上过于西化的现象表示不满，批判其为“洋奴”行为，而胡适之当时也表示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之的观点逐渐变得更为开放。他虽不主张全盘西化，却主张废弃文言文，推崇白话诗，强调“文学改良”，这一立场激怒了梅光迪。

    好友二人都十分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人强调“复古”，一人强调“改良”，文学立场上完全南辕北辙的二人就此决裂。

    梅光迪批评胡适之的白话诗丧失了诗歌的美感，是一种“以暴易暴”的行为。他认为胡适之的做法是在推翻华国文学传统，而非真正的改良。而胡适之则回信批评梅光迪守旧顽固，两个昔日好友隔空干了一架，而且这一架接下来一直从国外干到了国内。

    自1917年胡适之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来，梅光迪便开始在国内报纸上撰文对其进行批判，但一直并未引起太大反响。直到1920年梅光迪回国后，他决定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来扳倒胡适之和“新文化运动”。于是他与朋友们在今年创办了《学衡》杂志，似乎是想借此平台一雪前耻，对胡适之和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批判。而且估计是因为他之前在和胡适之的交火中，一直处于下风，现在好不容易办起了一本杂志，于是骂得非常放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