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在《学衡》杂志的序言中，就对“某些新作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这些新作家不仅对自己的文学传统一无所知，对西方文学的了解也相当肤浅。他们自视甚高，却既不客观也缺乏谦逊，思想中充斥着空想，心胸狭隘。”

    更令人咋舌的是，梅光迪在后续文章中进一步写道：“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言下之意，与“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们探讨学问，简直就像要求商人恪守道德，或要求娼妓保持贞操一样不切实际。

    不用说，这里所说的“新作家”以及那些无法与之探讨学问标准的人，显然指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显赫的胡适之。也就是徐智摩所说的被大肆抨击的胡学长。不得不说，文人的言辞有时也能尖酸刻薄到令人咋舌，将胡适之比作娼妓，这样的比喻确实有点过分。

    历史上这些人是被“华国最强杠精”回骂了一顿，而且被骂的哑口无言，不过这回轮到李斯年为自己的胡学长发声了。

    面对这样的攻击，胡学长倒是比较淡定，他并未直接回击，而是以一首新诗作为回应，同时不忘调侃《学衡》杂志：

    “那个《学衡》出版了，

    问老胡怕不怕？

    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

    只看见了一本《学骂》”。

    徐智摩的话倒是提醒了李斯年，他想起了之前与父亲讨论《学衡》杂志时的情景。治学严谨的李举人曾为这本杂志挑出了好几处文言文使用上面的错误。李斯年觉得，这或许是一个向胡学长表示感谢的好机会。毕竟，胡学长能将自己这样一个本科毕业生安排到北京大学教书，想必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吧。

    于是，李斯年说道：“那些人不过是留洋归来的‘假古董’罢了。他们连自己的文章都写不清楚，还谈什么‘昌明国粹’？‘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了! ’他们不是提倡“复古”么？结果自己都用错古文，如此漏洞百出，还有脸批判攻击别人，真是可笑。”

    徐智摩被李斯年这番大胆的言论给震惊了：“你的口气可真不小啊！那几位主编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你竟然这么评价他们？”

    李斯年反问道：“你觉得文言文和白话文哪个使用起来更方便？”

    徐智摩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白话文了。”

    李斯年继续说道：“那就对了。文言文确实精炼，但对于没有专门学习过的人来说，理解和使用都非常困难。而白话文更接近口语，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使用。所以，这些人攻击白话文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现在文化界都在倡导学习西方、普及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无论是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还是现代教育教学，白话文都显然优于文言文。虽然白话文运动才刚开始几年时间，还有一批在旧学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人坚持使用文言文，但无论他们如何挣扎，再过几十年等新一代人成长起来后，文言文都必将走进历史。这些人如果只是抱着研究学术、整理国故的宗旨去发展这份刊物的话，还可以说是国学的‘中流砥柱’值得我们敬仰；但如果想要借此刊物来攻击新文化运动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听完李斯年的这番话徐智摩不禁赞叹道：“你看得倒是挺清楚的。”

    9月11日，与李雅琳结婚后过了一周时间，在这个后世万民同庆的日子里，李斯年与妻子以及挚友徐智摩共同启程前往北京，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阶段。

    就在出发的前几日，李斯年已经将精心撰写的杂文《估《学衡》》寄往了《晨报副刊》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之一。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是一篇论战性质的杂文，他心中难免有些忐忑，担心自己的文章会被忽视，于是又特地修书一封给远在北京的舅舅王国桢，希望舅舅能出面向报社为他的文章美言几句，增加其被发表的机会。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大学，教授们正为新学期的到来忙碌地准备着。忙碌的身影中，胡适之、陶孟和与蒋梦麟三人聚在一起，就新学期的西洋哲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进行讨论。这门课程作为哲学系的核心，涵盖了古希腊哲学、启蒙哲学、中世纪哲学、文艺复兴哲学、以及现代哲学等广泛内容，学生要学习好几个学期，是他们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洋哲学的宝贵机会。

    胡适之此的职务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代理文科学长，他主要负责教学管理和学术研究的推进，一些重点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大纲的审查也都由他负责。

    他坐在办公椅上，翻阅着陶孟和与蒋梦麟提交的授课计划，眉头紧锁，显然不是很满意。他迅速翻看了几页，便放下稿纸说道：“这份计划还是过于简略了，兆贤，你注意到启蒙哲学部分吗？仅仅重点介绍了伏尔泰，而对于其前驱笛卡尔和洛克却只是轻描淡写。这两位哲学家对启蒙哲学的兴起也很重要，伏尔泰的思想就是受到了他们的启发。我们不能这样忽视他们的贡献。还有……”

    作为哲学博士毕业的胡适之，对于西洋哲学历史还是很有研究的，指出了教学计划中的很多不足，并将草稿退给二人，让他们再去修改。

    此时，华国的教材体系尚未统一，就拿小学语文为例，市面上流行的教材多达五百多种，大学教材就更不用说了，很多教授讲课时往往需要自行编写教材，甚至有人是边讲边写，课程结束了，教材才编出来。

    教授大二学生这门课程的陶孟和有些无奈地说道：“适之，为了这份教学大纲，我们已经翻阅了图书馆里面所有关于西洋哲学的资料。但笛卡尔和洛克的部分，我确实了解不多，难以深入编写。你既然这么熟悉启蒙哲学，不如由你来负责这部分的讲义吧。”

    胡适之没有应下，但是还是抽出时间和二人一起继续深入探讨，希望能够共同完善这份授课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