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希腊医生康斯坦丁的夏尔·德·弗雷西内拿出苏菲刚分发的新卡片，向前一步，来到“波洛们”的面前。他显然对这种“角色扮演”还不太习惯，但作为前内阁总理，他努力维持着庄重。【康斯坦丁大夫（...一九〇三年春，我已抵上海三月有余。黄浦江上雾气未散，轮船汽笛声低哑如旧，码头挑夫赤脚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脊背弯成一张拉满的弓。我提着一只樟木箱登岸，箱角磕碰得发白，内里却只装了两样东西：一本硬壳烫金的《动物庄园》法文初版，是临行前梭勒先生亲手所赠，扉页用钢笔写着“致我的学生——愿你记得，猪不是生来就该骑在驴背上”，字迹略斜，末尾画了一头歪嘴小猪；另一样，则是那张照片——他站在索邦圆顶下，左眼单片眼镜微微反光，嘴角含笑，仿佛刚讲完一句俏皮话，正等着人接腔。我本拟先赴南京矿务局报到，然甫下船即闻噩耗：去年冬，江南大雪封山，金陵至芜湖段铁路塌方，矿路学堂新修的实习矿井被冻土压垮，三名教习、七名学生埋于地下，尸骨无存。消息传来，校中老校长呕血而亡，遗言只一句：“书未读完，路未修通。”我站在汇丰银行门口看报，油墨未干的铅字在风里簌簌抖动，手竟也跟着抖起来。那日午后，我买了张去绍兴的船票，未通知家中一人，只留书一封压在旅社茶几上，墨迹未干便登船而去。绍兴城还是旧模样。青石巷窄得仅容两人侧身而过，乌篷船在河面划出细长水痕，船娘摇橹哼着不成调的莲花落。我踏进老宅时，母亲正坐在天井里剥笋，竹篮里堆着嫩黄笋尖，她抬头见我，手一颤，笋壳掉在地上，滚了半圈，停在青苔斑驳的砖缝里。她没问为何早归，只说：“灶上煨着梅干菜扣肉，你爹走前腌的。”我喉头一哽，应不出声，只蹲下帮她拾笋。她忽然道：“前日邮差送来个洋信封，印着巴黎的邮戳，我认不得字，叫隔壁私塾先生念了，说是……一位洋先生托你带话回来？”我心头一跳，忙问信在何处。母亲起身，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泛黄信封，火漆印早已碎裂，边角被摩挲得发毛。我拆开，里面却无一字，只夹着一枚铜质书签——窄长，约三寸，一面刻着索邦校徽，另一面则浮雕着一行小字：“La vérité est danslumière, maislumièrebrille pas pour tous.”（真理在光中，但光并不为所有人而亮。）书签背面，用极细的针尖刻着两个汉字：慎思。我攥着书签回房，关上门，靠在门板上久久不动。窗外雨丝斜织，打在瓦檐上，一声一声，像当年笛卡尔街公寓里滴漏的洋葱汤锅。我忽然记起离开巴黎前最后一课，梭勒先生讲波德莱尔《恶之花》，说到“诗人是云中的天鹅，也是泥里的蚯蚓”，他忽然停顿，目光扫过教室后排几个法国学生交头接耳的脑袋，然后落在我身上，轻轻一笑：“但最危险的，是那些自以为站在光里，却把影子投向别人眼睛的人。”那日放学，我追到索邦后门梧桐道上，欲问那书签何意。他正与一个穿灰布工装的男人说话，那人袖口磨得发亮，手里拎着一只铁皮饭盒。见我走近，梭勒先生拍拍工人肩膀，转向我：“你来得正好。这位是雷蒙师傅，巴黎地铁第三标段的铆工组长。他昨天告诉我，他们在圣日耳曼大道底下掘进时，挖出一块十七世纪的石碑，上面刻着‘此处曾为伏尔泰散步之所’。可你知道吗？”他顿了顿，单片眼镜后的左眼眯起，“雷蒙师傅说，石碑背面，有人用粉笔写了两行字——‘伏尔泰走过的路，我们每天要走八趟’，‘他的光，照不暖我们的手’。”我怔住。雷蒙师傅咧嘴笑了，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打开饭盒，里面是黑面包、奶酪和一小块腌鲱鱼。“先生总说，”他指着梭勒，“文学不是给教堂挂的彩窗，是给车间装的电灯。”说完朝我点点头，转身走远，铁皮盒在腰间晃荡，叮当作响。此刻我捏着那枚书签，指腹摩挲着“慎思”二字凹凸的刻痕，忽觉这字迹竟与梭勒先生批改我笔记时的红字笔锋惊人相似——不是印刷体，不是钢笔速写，而是用刀尖慢刻，一笔一划，力透铜背。次日清晨，我雇了辆黄包车直奔绍兴府中学堂。这学堂原是沈复故居改建，假山池沼尚存，但廊柱漆皮剥落，西式玻璃窗糊着厚纸。我径直闯进教务处，将《动物庄园》往桌上一放，翻开扉页，指着那句“猪不是生来就该骑在驴背上”，问主任：“您觉得，这书若印成中文，在贵校课堂上讲，算不算离经叛道？”主任是个戴圆框眼镜的旧派学究，捻着胡须翻了两页，脸色渐青，最后啪地合上书：“荒唐！岂有此理！猪驴之喻，分明影射纲常！”他忽又压低声音，“不过……前日省里下来查办‘妖言惑众’的案子，倒听说杭州有个教员，因在课堂讲《鲁滨逊漂流记》里黑人星期五的来历，被学生家长告上公堂，说他‘煽动夷夏之辨’……”我默然退出，走过学堂后院，见一群少年正蹲在石榴树下用炭条写诗。为首者约莫十六七岁，眉骨高耸，右手小指缺了半截——后来才知是去年抄录《新民丛报》被巡捕房打断的。他见我驻足，抬头一笑，将刚写的诗撕下递来：“先生看看，这算不算‘妖言’？”纸上是四句：“煤屑铺成黄金道，矿灯照见鬼火飘。洋人坐轿我抬轿，谁说骡马不姓赵？”我心头轰然一震。这韵脚、这意象、这藏在俚俗里的锋刃，竟与梭勒先生讲福楼拜时反复强调的“以日常泥土塑神像”的笔法如出一辙。我问他诗题何名。少年挠挠头：“还没想好。要不叫《矿灯》？”我摇头，从衣袋掏出那枚铜书签，在掌心掂了掂，递过去：“叫《慎思》罢。”他接过书签，对着天光细看，忽然问：“先生从巴黎来？”我颔首。他眼睛一亮：“听说那边有个洋先生，骂皇帝像骂自家厨子？”我失笑：“他连拿破仑都敢比作‘穿军装的戏子’。”少年立刻拍腿：“妙！那我下首诗就写拿破仑——写他靴子上的泥，比咱们绍兴酒坛里的霉还厚！”此后半月，我日日去学堂。不讲课，只带他们读：读严译《天演论》里“物竞天择”的狠劲，读林纾译《吟边燕语》中哈姆雷特独白的呜咽，更读梭勒先生寄来的三封信——不，准确说，是两封半。第一封是法文，附着《动物庄园》英译本目录，他用红笔在“第七章”旁批：“注意驴子本杰明的沉默——它不是不懂，是拒绝加入任何合唱。”第二封夹着《现代生活》杂志剪报，是左拉逝世周年纪念专刊，他在“德雷福斯案”标题旁画了个箭头，指向角落一篇小文《犹太人的眼泪与工人的汗珠》，文末署名竟是雷蒙师傅。第三封信封空空如也，只有一张素描：索邦圆顶下，一个穿长衫的东方青年背影，仰头望着穹顶壁画，壁画上天使翅膀的羽毛，根根分明，竟用中国工笔的游丝描法勾勒。五月榴花开得最盛时，学堂来了个西洋传教士，带着留声机与《圣经》宣讲团。他当众播放一段男高音咏叹调，称此乃“上帝赐予人类最纯净的和谐”。散场后，我领着那群少年蹲在礼堂后台，用废弃的电话线、空铁皮罐与旧钟表发条，捣鼓出一台“噪音机器”。翌日传教士再来，机器突然嘶鸣——那是汽笛、矿镐撞击声、黄包车轴吱呀、还有少年们齐声吼出的绍兴童谣《摇啊摇》混成的混沌交响。传教士面如死灰，而台下学生拍烂了手掌。当晚，我收拾行囊欲返上海。少年们默默跟到渡口，领头者递来一只粗陶罐，掀开盖子，里面是半罐暗红酱汁，浮着星星点点的姜末。“家母做的醉蟹酱，”他说，“螃蟹横着走，可酱是直着流的。”我接过，指尖沾了酱汁，咸鲜微辣，直冲鼻腔。他忽然压低声音：“先生，梭勒先生上月给《浙江潮》投了篇稿，讲‘文学之毒’——说真正的好文章，必带三分砒霜，七分蜜糖。编辑不敢登，退回来了。”他从怀里掏出叠得方正的稿纸，“我抄了一份。”我借着船头昏黄的马灯展开，第一页便是梭勒先生的手迹影印——法文原文旁，密密麻麻全是中文批注，字迹与书签上“慎思”如出一辙。其中一段写道：“中国学生问我，为何不写《红楼梦》式的家族史诗？我答：曹雪芹写的是正在坍塌的朱门，而你们今日要写的，是推倒断墙后第一块砖如何垒起。砖缝里钻出的草，比牡丹更值得写。”船离岸时，少年们齐唱起新编的《矿灯谣》，调子跑得厉害，却越唱越响。我立在船尾，见那枚铜书签在酱罐口沿折射出一点寒星似的光，忽然想起离开巴黎前夜，梭勒先生送我至蒙日广场地铁站。站台冷白灯光下，他忽然解下自己颈间那条暗红格纹围巾，不由分说裹住我的脖子：“法兰西的冬天，风从塞纳河底刮上来，可中国的风，该有它自己的温度。”围巾上还带着他体温与淡淡的雪松香。我那时低头，看见他左腕露出半截旧伤疤——狭长、淡白，像一道愈合多年的闪电。此刻黄浦江风卷着水汽扑面而来，我解开围巾一角，就着月光细看，那伤疤竟与铜书签边缘的刻痕走向完全一致。回到上海，我赁下虹口一条弄堂的阁楼。楼下是印刷作坊，终日油墨与松节油气味弥漫。我将《动物庄园》逐字迻译，译至“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时，窗外恰有巡捕房马队驰过，皮鞭抽在石板路上，脆响如裂帛。我搁下笔，取出那本残存的笔记——箱中其余书稿虽霉烂，唯独这册笔记因用油纸层层包裹，竟奇迹般保存完好。翻开扉页，红笔批注如血未干：“真正的启蒙，不是点燃火炬，而是教会人如何在无光处辨认燧石。”六月酷暑，我译稿过半。某日午睡惊醒，发现窗台上多了一只青瓷小瓶，插着三支晚香玉——花瓣洁白，香气浓得几乎凝成实质，在闷热空气里沉甸甸地浮动。瓶底压着张素笺，无署名，只画了一头歪嘴小猪，猪耳朵上别着朵小小的、将谢未谢的石榴花。我捧瓶起身，推开吱呀作响的木窗。弄堂对面屋顶上，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正俯身修剪天竺葵，听见响动回头一笑，阳光落在他镜片上，瞬间耀出两点刺目的白。他举起手，食指与中指并拢，像持着一支无形的笔，在空中缓缓写下两个字——慎思。我怔在窗边，晚香玉的甜香突然变得锐利，直刺肺腑。远处黄浦江上轮船拉响长笛，一声，又一声，仿佛穿越七年光阴，自塞纳河畔浩荡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