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台灯的光晕微微晃动。周旭坐在书桌前，手里捏着一封刚拆开的信，信纸边缘有些泛黄，像是被反复摩挲过许多遍。寄件人是《当代》杂志主编孟伟哉，落款日期是三天前。

    他深吸一口气，展开信纸。

    “周旭同志：

    来信及所附稿件《平凡的世界》已悉数拜读。陶春华同志（即陶母）此作，沉郁顿挫，笔力千钧，尤以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之命运刻画入微，令人掩卷难眠。然编辑部经多次讨论，仍感其篇幅浩大、节奏偏缓，恐难适应当前读者快节奏阅读习惯。加之题材涉及农村贫困、城乡差距等敏感议题，若无足够舆论准备，恐易引发争议。

    故此，本刊暂无法全文刊载，但可节选第三章《饥饿的尊严》先行发表，试水反响。如读者反馈积极，后续或可考虑连载。另，您所附推荐信言辞恳切，我已留存备案，待时机成熟，再议全本出版事宜。

    顺颂

    文祺”

    周旭看完，轻轻将信折好，放在一旁。没有愤怒，也没有失望，只有一种熟悉的沉重压在心头??他知道，这已是最好的结果。在这个刚刚打开国门、人们还在为温饱奔忙的年代，一部描写农民挣扎求生的小说，注定不会轻易被接纳。但它至少迈出了第一步，像一颗种子，被悄悄埋进了土壤，只等春雷一声，便会破土而出。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旧相册。翻开第一页，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一群穿着补丁军装的年轻人站在雪地里，脸上带着笑，眼神却透着坚毅。那是他十九岁参军时在边防连队的合影。旁边那张，则是他第一次领稿费时拍的，手里攥着一叠皱巴巴的钞票，笑得像个孩子。

    “那时候写东西，不是为了出名。”他低声自语，“是为了不让那些死在风雪里的战友，被人忘了。”

    他合上相册，回到桌前，提笔给陶母写回信。字迹工整，语气平和，把孟伟哉的意见如实转述，并特别强调：“节选发表已是突破，说明作品本身站得住脚。请勿气馁，继续完善后半部分，我已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赵德清，他愿抽空通读全稿，给予专业意见。”

    写完信，他又取出一份新稿纸，开始整理《潜伏》电视剧的分集大纲。翠平进城后的文化冲突线需要再细化，尤其是她与余则成在信仰与生活习惯上的碰撞，不能流于表面笑料，而要成为推动人物成长的动力。他一边写，一边在旁边标注：“此处加入一场戏：翠平看到街头乞丐，执意要把自家省下的粮票送人，余则成阻止，两人争执。最终翠平流泪质问：‘你们城里人，是不是心都变硬了？’”

    这一句，他反复修改了三次，才定下。

    窗外天色渐明，晨光透过玻璃洒在稿纸上，映出淡淡的影子。戴临风轻手轻脚走进来，披了件外套在他肩上。

    “又熬了一夜？”她小声问。

    “快收尾了。”周旭揉了揉太阳穴，“今天要把《潜伏》第一集剧本交给央视制片人。他们催得紧，说黄金档排期不能耽误。”

    “那你先去洗个脸，吃点东西。”戴临风心疼地说，“你这样拼，迟早把身体搞垮。”

    “没事。”他笑了笑，“等这部剧拍出来，我想带爸妈去看首播。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婿，不只是会写书，还能让全国人都看我们讲的故事。”

    戴临风鼻子一酸，转身出去热饭。

    上午九点，周旭准时出现在央视影视部办公室。接待他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姓陈，是《潜伏》项目的总制片人。陈导翻看着剧本，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紧锁。

    “整体不错。”他放下稿子，“尤其是翠平这个角色，鲜活，接地气。但我担心……会不会太‘土’了？现在观众喜欢漂亮女主，穿旗袍、戴耳环那种。”

    “翠平要是穿旗袍，那就不是翠平了。”周旭直言不讳，“她是河北农村来的妇救会主任，粗布衣裳、绑腿鞋才是她的本色。我们可以让她慢慢变化，但不能一开始就美化她，那样就虚假了。”

    陈导沉默片刻，点头：“你说得对。真实比漂亮更重要。”

    “还有一点。”周旭继续道，“我希望主角余则成由一个有话剧功底的演员来演，不要找电影明星。这个人必须能藏得住情绪，眼中有光，也有刀。”

    “人选你有建议吗？”陈导问。

    “有。”周旭写下一个人名，“孙红雷。他在人艺跑龙套六年，去年演《父亲》拿了戏剧奖。气质贴合，演技扎实。”

    陈导记下名字，笑道：“行，我去试试看。”

    离开央视大楼时，阳光正烈。周旭走在台阶上，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

    回头一看，是王朔，怀里抱着几盒录像带，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周旭迎上去。

    “试播剪辑出来了。”王朔咬牙，“他们把我那段老教授在雪夜里烧日记的戏删了！说是‘情绪过于悲观，影响基调’！”

    “什么？”周旭一愣，“那可是全剧灵魂！”

    “我知道！”王朔几乎吼出来，“可他们说这是‘试播’，要‘稳妥为主’。现在五集剪成了四集半，连主题曲都换成了轻快的民谣！”

    周旭沉默片刻，拉着他在路边长椅坐下。

    “别急。”他说，“你知道当年《红岩》出版前，也被要求删掉江姐受刑的细节吗？编辑说‘太惨烈，怕群众接受不了’。可最后呢？正是那段文字，让千万人记住了信仰的代价。”

    王朔低头不语。

    “你的《沧浪之水》，不该妥协。”周旭声音低沉却坚定，“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原始版本私下拷贝十份，分别寄给《收获》《十月》《钟山》这些刊物的主编，附上一封信，就说‘此为作者最终定稿，未经删改’。只要有一家敢登，就能形成舆论压力。”

    王朔眼睛亮了：“你是说……用文学期刊倒逼电视台？”

    “对。”周旭点头，“咱们不能硬碰硬，但可以借力打力。这个时代，不怕有人反对，怕的是没人看见。”

    王朔回家当天就照做了。一周后，《收获》副主编亲自来电，称“深受震撼”，愿以头条位置刊登《沧浪之水》节选，并邀请王朔参加下月的全国青年作家座谈会。

    消息传开，文化局坐不住了。原以为只是个小成本试播剧，没想到竟引来了文学界的关注。迫于压力，最终同意恢复被删片段，并追加五万经费用于实景拍摄。

    与此同时，《文艺报》也刊登了《平凡的世界》节选章节。编者按写道：“在娱乐化浪潮席卷之际，仍有作家俯身泥土，书写普通人的尊严。此文或无爽感，却有重量。”

    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一位山西读者写道：“我就是孙少平。我在矿井下干了十五年，从未想过放弃读书。谢谢你们，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一位知青教师来信说：“我在西北教书三十年，工资不够买一双皮鞋，但我教过的学生里出了三个大学生。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周旭把这些信一一收好，放进一个铁盒里。他知道，这些不是荣誉，而是责任。

    三月中旬，春寒未退，周旭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请问是周旭老师吗？”对方声音沙哑，“我是陕北双水村小学的李校长。我们学校有三十多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七岁。他们听说您在帮一位作家写关于农村青年的书，就想问问……能不能寄一本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有一页也好。”

    周旭握着话筒，久久说不出话。

    第二天，他亲自去了趟印刷厂，自费印制了五十本《平凡的世界》节选合订本，每本都亲手包好，写上地址，寄往那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山村。

    他还附了一封信：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好。

    我不是作家，只是一个曾经和你们一样的少年。我也吃过黑馍，也曾在雪地里走十里路上学，也曾因为交不起学费躲在厕所哭。

    但我始终相信，书能照亮路。

    所以，我把我正在读的一本书送给你们。它讲的是一个叫孙少平的人，如何在贫穷中坚持读书，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

    也许你们将来不会成为作家，但只要你们不放弃思考，不向命运低头，你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英雄。

    愿你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

    ??周旭”

    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回信。是一张照片：一群穿着破旧棉袄的孩子围坐在教室里，手中捧着那本书，笑得灿烂。照片背面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我们都在读《平凡的世界》。我们也想成为不平凡的人。”

    周旭把照片贴在书房墙上，正对着他的书桌。

    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麦田里，风吹过金色的波浪，远处有个少年背着书包走向县城。他想喊，却发不出声。直到少年回头，露出一张熟悉的脸??那是年轻时的他自己。

    醒来时，天还未亮。

    他点亮台灯，翻开笔记本，在昨日那句“文学的意义，不在于取悦时代，而在于见证时代”之下，又添了一句：

    **“而见证的方式，就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书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清晨，戴临风发现厨房灶台上多了一碗煮好的粥，旁边压着张纸条：

    “我去滇西采风，预计二十天归来。

    《我的团长我的团》需要真实的炮火味。

    别担心。”

    她望着窗外初升的太阳，轻轻笑了。

    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南边陲，一辆绿皮火车正穿越崇山峻岭。车厢里，周旭靠窗而坐，膝上摊开着一本笔记，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沿途听到的老人讲述：远征军的遗骨、战壕中的家书、一名士兵用刺刀在树皮上刻下的“我想回家”。

    他抬头望向窗外，云雾缭绕的山谷间，一条泥路蜿蜒向前，仿佛没有尽头。

    他知道，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

    因为有些故事，不死不足以称其为传奇；

    有些人，不凡只因他们在平凡中从未低头。

    而这世间最动人的文字，从来不是来自庙堂之高，而是源于江湖之远，生于泥土之中，长于风雨之下，最终，在某个寂静的夜晚，照亮另一颗孤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