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在山间穿行，铁轨与车轮的撞击声像某种古老的节拍器，敲打着周旭的思绪。他合上笔记本，将头轻轻靠在冰冷的窗玻璃上。窗外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云雾缭绕如梦似幻，仿佛这片土地从未被现代文明真正触碰过。可他知道，在这些沉默的山谷里，埋着太多未曾开口的历史??它们不是教科书上的几行字，而是刻在树皮上的遗言、藏在坟头下的家书、压在老人枕头底几十年未敢示人的军功章。

    他这次去滇西，不只是为了《我的团长我的团》收集素材，更是为了一次迟到的祭奠。

    二十年前，他参军入伍时所在的边防团，曾有一位老兵叫陈大山。那是个话不多、脸上总带着刀疤的男人，平日里只爱擦拭一把旧式步枪，从不参加文娱活动。新兵们背地里叫他“活化石”，直到有一次边境巡逻遭遇雪崩，陈大山徒手刨开三米厚的积雪救出两名战友，自己却因严重冻伤截去了左脚。住院期间，周旭去探望他，才第一次听他说起自己的父亲??一名远征军士兵，死于1944年的松山战役。

    “我爸没留下照片。”陈大山躺在病床上，声音沙哑，“只有一封信，是他战友带回来的。上面写着：‘我若回不来，请告诉娘，儿没给中国人丢脸。’”

    那一刻，周旭哭了。不是因为悲壮，而是因为那份沉默到极致的忠诚。后来他写《芳华》，写《潜伏》，写尽了时代的动荡与人性的挣扎，却始终不敢动笔写战争。因为他怕自己不够格，怕轻描淡写的文字会亵渎那些真正流过血的人。

    而现在，他来了。

    火车缓缓停靠在一个名叫“腊勐”的小站。这里距离松山主峰不过二十公里。站台上几乎没有乘客上下，只有几个背着竹篓的村民慢悠悠走过。周旭拎着行李走下列车，迎面扑来的是湿热的风，夹杂着泥土和腐叶的气息。他深吸一口，仿佛闻到了七十年前战火燃烧的味道。

    他在镇上找了家最便宜的招待所住下，一晚六块钱，床板咯吱作响，墙角还结着蜘蛛网。但他不在意。第二天一早，他就拄着一根木棍，徒步向松山进发。

    山路崎岖，雨后泥泞难行。沿途不断看到残破的战壕、坍塌的地堡、锈迹斑斑的弹壳半埋在土里。当地一位七十多岁的向导老杨陪着他走，边走边讲：“当年这儿打了三个月，尸横遍野。日本人修了十七层暗堡，咱们用人命填上去的。”

    走到一处开阔地，老杨停下脚步：“这就是子高地，主战场。”

    周旭蹲下身，拨开枯草，指尖触到一块金属??是一枚纽扣，铜质，边缘已氧化发黑。他轻轻捡起，放在掌心。这或许属于某个年轻士兵的军装，那个士兵可能刚满十八岁，离家前母亲还在灯下为他缝补衣裳，而他的生命，就终结在这片无人知晓的山坡上。

    “你知道吗？”老杨忽然说，“这些年陆续有台湾来的老兵后代，来找爹的遗骨。有的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有的啥也不说，就抱着一棵树啃树皮??听说当年饿极了，真有人靠这个活下来的。”

    周旭喉咙一紧。

    他打开录音机，开始口述笔记：

    “今天是三月十九日，晴转阴。我在云南龙陵县松山战场遗址。脚下每一寸土地都浸透过鲜血。我想写的不是英雄史诗，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名字：李国强，二十一岁，四川人，阵亡于八月五日；张德胜，十九岁，河南信阳，失踪；王建国，贵州遵义，负伤后爬行七天归队……他们没有墓碑，甚至没有档案。但他们的故事必须被记住。否则，我们所谓的和平，不过是建立在遗忘之上的假象。”

    傍晚返回途中，他们在一座村小学歇脚。教室破旧，黑板裂了缝，桌椅高矮不一，但墙上贴满了学生的作文纸。其中一篇标题是《我的梦想》，开头写道：“我想当兵，因为我爷爷说，我们寨子出过一个打日本的大英雄，可惜没人记得他叫什么。”

    周旭站在那篇作文前，久久不动。

    当晚，他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给戴临风写信：

    “今天我见到了真正的历史。它不在纪念馆里，不在纪录片中，而在一个孩子歪歪扭扭的铅笔字里，在一位老人说起‘那年吃树皮’时眼中的光亮里。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平凡的世界》能打动那么多人??因为我们都在寻找一种确认：确认我们的苦难有意义，确认我们的坚持值得，确认即使卑微如尘，也能在时间长河中留下一丝痕迹。

    《我的团长我的团》我会写得更狠一点。我不怕审查，也不怕争议。如果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还要顾忌‘情绪太沉重’，那才是对死者的背叛。

    等我回来，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所有无名者。”

    十天后，周旭辗转来到怒江边的一个傈僳族村落。村里有个百岁老人，名叫阿普扎西，据说是当年远征军工兵营的幸存者。语言不通，靠村主任翻译，交流极为艰难。但当周旭拿出一张老式军装的照片时，老人突然颤巍巍地伸出手，指着胸口位置，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这儿……炸了……缝了三针……还能走……”

    随后，他断断续续讲述了那段往事：如何用竹筏运送炮弹渡江，如何在夜间挖地道炸毁日军碉堡，如何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到最后全连只剩九人。说到动情处，老人竟唱起一支战歌，苍老嘶哑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听得众人脊背发凉。

    周旭录下了整段音频。回去的路上，他对随行的文化局干事说：“这段录音，我要放进《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有声书版本里。不管出版社同不同意，我都要做。”

    回到首都已是四月初。春风拂面，街道两旁的梧桐抽出嫩芽。周旭一下火车，就直奔戴临风父母家。廖政和陶母正在院里晒被子，见他风尘仆仆归来，连忙迎上来。

    “瘦了！”陶母一把拉住他，“是不是天天吃不上饭？”

    “吃得挺好。”周旭笑着，“就是睡得不好，梦里全是枪声。”

    当晚，一家人围坐吃饭。周旭讲起松山的见闻，讲到那位百岁老兵唱歌时，屋里一片寂静。廖政放下筷子，低声说：“我们那代人，也经历过苦日子。可你们现在能把这些事写出来、说出来，真是好时代啊。”

    “不是好时代。”周旭摇头，“是慢慢敢于面对真相的时代。”

    饭后，他立刻投入写作。书房门紧闭，连续七天不出。戴临风每天送饭进去，发现他桌上堆满了资料：手绘的松山地形图、采访录音整理稿、从档案馆翻拍的老照片、甚至还有一本泛黄的《中国远征军战史》复印件。

    第四天夜里，他写出了小说开篇第一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只知道，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手里还攥着半块干粮，那是班长临死前塞给我的。”**

    这一章他一口气写了两万字，几乎未作修改。人物有了名字：主角叫孟烦了，原是北平大学生，投笔从戎；副官林译，冷峻寡言，实则背负全家被屠的血仇；还有炮手康丫、医助郝兽医、神枪手迷龙……每一个人物，都是他在滇西听到的真实原型糅合而成。

    写到迷龙牺牲那一幕??为掩护队友冲锋，独自冲进敌阵引爆手榴弹??周旭泪流满面，不得不停笔喘息。他知道，这不是虚构，这是偿还。是对那些从未被讲述过的灵魂的一次集体招魂。

    与此同时，《潜伏》电视剧进入拍摄阶段。央视传来消息，孙红雷已确定出演余则成，女主角翠平则选定了一位河北籍话剧演员，名叫姚童，曾在农村插队三年，生活经历与角色高度契合。剧组特意安排她提前两周入住北京胡同，体验市井生活。

    周旭受邀前往片场探班。第一场戏正是翠平初进城，看到抽水马桶误以为是花盆，硬要往里种蒜苗。全场哄笑，唯有周旭眼眶发热。他看到的不是喜剧，而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误解与碰撞。

    拍摄间隙，他找到导演：“我想加一场戏。”

    “你说。”

    “第五集，翠平深夜醒来，发现余则成在灯下抄写密电。她不懂那些代码，但她默默端来一碗热汤面。两人无言相对，镜头缓缓拉远，窗外是沉睡的北平城。”

    导演沉吟片刻：“这场戏没台词，节奏慢，会不会影响紧张感？”

    “不会。”周旭坚定道，“它会让观众明白，真正的革命爱情，不是拥抱接吻，而是在彼此看不见对方世界的时候，依然选择守候。”

    导演最终采纳。后来这场戏成为全剧最经典的片段之一，被无数观众称为“沉默的信仰”。

    四月中旬，《沧浪之水》试播版在全国三家地方台联播。尽管删减严重，仍引发强烈反响。尤其是恢复播出的老教授雪夜焚稿一幕，无数知识分子观众致电电视台，称“看得心痛”。《人民日报》内参刊登专题文章，题为《警惕精神荒漠化》，间接肯定了该剧的社会价值。

    王朔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就冲到周旭家，进门就喊：“我们赢了！”

    “还没完。”周旭冷静地说，“真正的胜利，是让这样的作品不再需要‘冒险’才能面世。”

    五月，《文艺报》推出特别专栏：“新时代文学的责任”。主编特邀周旭撰文，他写下万字长文《让文学回到泥土》，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创作理念：

    > “我们不需要更多浮华的偶像剧，也不需要一味迎合市场的爽文。我们需要的是能照见现实的镜子，是能让矿工、农民、教师、退伍军人在书中看见自己命运的作品。文学若不能抚慰卑微者的心灵，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文章发表后，全国数十家报刊转载，掀起一轮关于“现实主义回归”的讨论热潮。

    而此时，周旭正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会议室里，与编辑赵德清等人商讨《平凡的世界》全本出版事宜。

    “时机成熟了。”赵德清推了推眼镜，“节选反响极佳，读者来信超过两千封。我们可以出单行本，首印十万册。”

    周旭点头：“但我希望封面不要用任何明星推荐语，也不要写‘畅销书’字样。就干干净净一行字：《平凡的世界》??陶春华著。”

    “可以。”赵德清笑了，“不过你这位‘幕后推手’的名字，迟早会被大家知道。”

    “那就让他们知道好了。”周旭淡淡一笑，“只要书能抵达该去的地方。”

    六月初，样书出炉。周旭亲自送去双水村小学。这一次，他不仅带去了上百本书，还联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策划了一场名为“乡村朗读会”的直播活动。孩子们轮流朗读《平凡的世界》片段，声音稚嫩却坚定。节目在全国播出后，感动无数听众。

    一位退休语文教师来信说：“这是我听过最美的读书声。它让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仍在民间。”

    夏至那天，周旭接到一个电话。

    是孟伟哉。

    “老周，告诉你个好消息。”声音里难得透着轻松，“《当代》决定全文连载《平凡的世界》，从七月号开始，每期两万字，预计连载十二期。”

    “谢谢您。”周旭轻声说。

    “不用谢我。”孟伟哉叹道，“是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准备好听这个故事了。”

    挂掉电话，周旭走出院子，站在楼下空地上仰望星空。夜风拂面，槐花飘香。他想起那个梦见少年背影的清晨，想起千里之外麦田里的风，想起松山上那枚铜纽扣，想起双水村孩子们捧书的笑容。

    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下：

    **“有些路注定孤独，但走得久了，便会有人跟上来。

    有些话起初微弱，但说得多了，终将成为时代的回响。”**

    远处，一辆公交车驶过，车灯划破黑暗，像一道流动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