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开春，北京的风依旧带着料峭寒意，但街边的玉兰已悄然鼓起花苞。周旭的生活并未因茅盾文学奖的光环而改变节奏。清晨六点，他照例起床，在阳台上做了一套广播体操，然后泡上一杯浓茶，坐在书桌前翻阅昨夜未读完的信件。这些信来自全国各地，有退伍老兵的子女寄来父亲遗物的照片，请求他帮忙辨认是否曾在书中出现过原型；也有中学生写来的读后感，字迹稚嫩却真挚：“周老师，我爸爸是矿工，他说孙少平就是他年轻时的样子。”
其中一封信格外沉重。信封泛黄，邮戳显示是从云南龙陵寄出，落款是一个叫“陈小山”的年轻人。信中写道：
> “周老师：
> 我是陈大山的儿子。父亲去年冬天走了，走得很安静。临终前，他让我一定要给您写这封信。他说，您是他这辈子唯一一个真正听懂他的人。
> 他没留下什么财产，只有一只木匣子，里面装着他那枚军功章、一张远征军阵亡抚恤证明的复印件，还有一张我没见过的女人的照片??那是我妈，1968年病逝时才三十四岁。父亲从没再娶，说‘活着已经是偷来的日子’。
> 昨天，我把《我的团长我的团》放在他坟前烧了。火光里，我仿佛看见他笑了。谢谢您，让他的沉默有了回声。”
周旭读完，久久不能动弹。窗外阳光斜照进来，落在那支英雄牌钢笔上，映出一道细长的光痕。他忽然起身，打开抽屉，取出一本未曾启用的新笔记本，封面素净如雪。他在扉页写下一句话：“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几天后，他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赵德清的电话：“老周，教育部那边传来消息，《我的团长我的团》要进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了。节选章节定为《子高地的铜纽扣》，配教学参考建议引导学生思考战争与记忆的关系。”
“好。”周旭轻声应道，“不过我希望注释里加上一句：本文所有人物均有现实原型，部分姓名经家属同意公开，其余以‘无名者’代称。”
“已经加了。”赵德清顿了顿，“还有件事??台湾一家文化基金会联系咱们，想联合举办‘两岸共忆远征军’主题展览，展出你收集的资料和录音。他们说，很多台籍老兵后代也在找寻父辈的足迹。”
周旭沉默片刻，眼前浮现出那位百岁傈僳族老人阿普扎西唱歌时的模样，那嘶哑苍凉的调子，像一根线，穿越七十年风雨，把海峡两岸的命运悄然缝合。
“我同意。”他说，“但条件是：展览必须设一面‘名字墙’，每一个能找到名字的士兵，都要刻上去。哪怕只有一个姓氏，也要留个位置。”
三月中旬，周旭启程前往重庆。此行目的，是探访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旧址，并采访几位曾被关押于此的地下党幸存者。他知道，《潜伏》虽已播毕，但它激起的历史涟漪仍在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那些没有出现在荧幕上的真实余则成们，后来怎么样了？
接待他的是重庆市档案馆一位退休研究员，名叫吴志明，八十二岁，亲历过1949年大屠杀前夕的越狱行动。老人住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屋内陈设简朴，墙上挂着一幅手抄的《囚歌》。
“我当年就在渣滓洞。”吴志明声音低沉，“我们三十多人被关在一起，每天听着外面枪声越来越近，却不知道解放军到底到了哪里。有个同志，每晚背诵《资本论》第一章，说是‘怕脑子锈了’。后来他死在突围路上，手里还攥着半页纸。”
周旭掏出录音笔，轻轻按下开关。
“你知道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老人望着窗外，“而是遗忘。我们活下来的人，有责任替他们说话。你说你在写书？那就写吧。别美化，也别煽情。就把我们这些人，怎么怕、怎么哭、怎么咬牙挺过来的，原原本本写出来。”
那一夜，周旭宿在附近的小招待所，彻夜未眠。他翻开笔记，将“怕”字圈了又圈。他想起自己以往写作时总追求悲壮与崇高，却忽略了人性中最真实的底色??恐惧。可正是在这种恐惧中仍选择前行的人，才最值得被铭记。
第二天，他走访了几位烈士家属。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拿出一张黑白照片：三个年轻人并肩而立，笑容灿烂。“这是我哥和他两个同学，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1947年一起入党。后来两个牺牲了，一个叛变了。我哥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尸骨都没找全。”她说着，眼泪无声滑落，“现在没人记得他们了，连墓碑都没有。”
周旭默默记下他们的名字：李振华、王瑞生、赵清明。
回到首都后，他决定启动一部新作。不是小说，也不是剧本，而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暂定名为《沉默者列传》。他要在书中记录一百个未曾被历史书写的名字：有在松山战死的贵州少年兵，有在北平城潜伏十年最终被捕的女情报员，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独自守卫阵地七昼夜的志愿军班长，也有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在讲台上的乡村教师。
他给戴临风看提纲时，她问：“这么多人，你怎么找？”
“一个一个去找。”他说，“靠信件、靠口述、靠档案、靠偶然相遇。只要有人还记得，就不算彻底消失。”
四月，国家图书馆为他开设专题文献室，命名为“民间记忆工程”，专门收藏他搜集到的手稿、录音、家书原件。文化局派人协助整理，一群青年志愿者主动加入录入工作。其中有位大学生叫林晓，祖父曾是东北抗联战士。她在整理一份1943年的战地日记时，发现一页夹着干枯野菜的纸片，背面写着：“今日食观音土，腹胀如鼓。若我能归，望妻教儿识字，勿使其重蹈我路。”
林晓抱着日记本哭了许久。后来她写了一篇短文投稿《文艺报》，题为《一片叶子也能承载山河》。文章发表后，引发热议，许多家庭开始翻找祖辈遗留的老物件，陆续寄来数百份珍贵史料。
五月，“两岸共忆远征军”展览在台北开幕。展厅中央是一面巨大的青铜墙，镌刻着三千七百二十四个确认身份的远征军士兵姓名。灯光缓缓移动，如同指尖轻抚过岁月的伤疤。展柜中陈列着周旭提供的原始材料：那枚松山出土的铜纽扣复制品、阿普扎西老人唱战歌的音频播放器、陈大山病床前讲述父亲遗言的采访笔记。
一位满头银发的台湾老人在名单前驻足良久，终于在第两千三百一十六条找到了父亲的名字：陈国栋，湖南醴陵人，1944年松山战役阵亡。他双膝跪地，捧起一朵白菊，轻轻贴在墙上。
这一幕被记者拍下，登上了两岸多家报纸头版。台湾《联合报》评论写道：“历史不应分两岸，记忆自有其归途。”
与此同时，《沉默者列传》第一卷完成初稿。全书分为五章：《血土》《暗夜》《饥年》《孤灯》《回响》。每一章讲述二十个人的故事，文字极尽克制，不做渲染，仅以事实陈述为主，辅以当事人或亲属口述。
样书送审时，有编辑建议删去某些敏感段落，比如一位右派教师在劳改农场饿死的情节。周旭拒绝了。
“如果连饥饿都不能说，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真实？”他在回函中写道，“我不是要控诉谁，只是想让人知道：曾有人这样活过，也曾这样死去。记住他们，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避免重演。”
最终，该书获得特批出版，首印八万册，封面无图，唯有一行黑字压底：“献给所有被时光掩埋的声音。”
发售当日，全国各大书店门前排起长队。一位读者在社交媒体写道：“我在书里看到了我舅舅的名字。他1951年参军赴朝，再也没回来。家里只有一张模糊的合影。今天，我知道了他的故事。”
七月，周旭受邀前往北京大学作讲座，主题为“文学的责任”。礼堂座无虚席，过道都站满了学生。当他讲到《沉默者列传》中那个吃观音土而死的教师时，全场寂静无声。
“有人说，这类书太沉重，不适合年轻人读。”他环视台下，“可我想问：如果我们不让他们知道过去的苦，他们凭什么珍惜现在的光？如果我们不让孩子们看见泥泞中的脚印，他们又如何学会走路？”
掌声雷动。
一名女生举手提问：“周老师，您写了这么多别人的故事，有没有想过写写自己？”
他笑了笑，目光深远。
“我一直在写自己。每一个我笔下的人物，都是我的一部分。孟烦了的迷茫，是我十八岁参军时的影子；孙少平的倔强，是我当年在煤窑打工时的心跳；余则成的孤独，是我每次面对审查时的真实感受。写作，从来不是讲述他人，而是剖开自己，把血肉摊开给世界看。”
九月，教育部正式宣布，自新学年起，全国高中语文教材全面启用修订版。“平凡的力量”单元成为必修内容，配套推出朗读音频与教学视频。周旭亲自录制了《孙少平的矿井之夜》朗读片段，声音低沉平稳，仿佛穿越时空与那个在黑暗中读书的青年对话。
与此同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策划大型纪录片《寻找无名者》，以《沉默者列传》为基础，实地走访书中提及的村庄、战场、旧址。摄制组来到双水村时，当年那个收到钢笔的小女孩如今已是县中学语文教师。她站在讲台上，手中拿着那支早已磨损的英雄牌钢笔，对学生说：“这支笔教会我，即使身处沟渠，也要仰望星空。”
镜头扫过教室墙壁，那里贴着一张泛黄的剪报：《愿你心中有火，眼里有光》。
年底，周旭六十五岁生日那天，他没有办宴席，也没有接受任何采访。清晨，他独自一人登上香山，走到一处僻静山坡坐下。这里视野开阔，能望见整座京城。他从包里取出一个小布袋，解开绳结，倒出一把泥土??来自松山战场、双水村田埂、怒江岸边、渣滓洞遗址、以及他老家祖坟前的五处土地。
他将它们混合在一起，轻轻撒向风中。
“你们都在这儿了。”他低声说，“不管有没有名字，你们都是这片土地的根。”
下山途中，他遇见一群春游的小学生。一个男孩跑过来，仰头问他：“爷爷，您是不是周旭老师？”
他点头。
“我们语文课上学了您的文章！”孩子兴奋地说，“老师说，您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让普通人被看见。”
周旭蹲下身，摸了摸孩子的头，微笑道：“那你呢？你想成为一个被看见的人吗？”
“我想。”孩子认真地说，“但我更想让更多看不见的人，变得看得见。”
那一刻，周旭忽然觉得，自己走过的路，真的不再孤单。
新年钟声敲响前，他在书房写下最后一段日记：
**“这一生，我没有成为英雄。
但我有幸，成为了传递英雄之名的那个人。
未来或许仍有迷雾，仍有沉默，
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
就永远会有声音，
从泥土深处，缓缓升起。”**
窗外，第一缕晨光穿透云层，洒在书桌上那支英雄牌钢笔上，笔尖闪出一点微光，宛如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