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丹阳雨夜，屠刀挥向故人

    1995年10月29日深夜，江苏丹阳赵家浜一号院落内，血腥味混着煤气的刺鼻气息在潮湿的空气里弥漫。

    46岁的鸡蛋批发商赵老板仰面倒在客厅血泊中，颈部那道深可见骨的刀口仍在渗血。

    三米外，他安徽来的生意伙伴面朝下趴着，后心处插着一把带有锯齿的刀——当地人称作“史泰龙刀”的凶器。

    这不是陌生人作的案。

    就在六小时前，赵老板还热情地接待了三位“小老乡”。

    那个叫商伟军的年轻人，是他看着长大的，父亲曾是村里的会计。

    商伟军嘴甜，递烟时喊“赵叔”，说起想在江南做点生意。

    赵老板特意开了瓶洋河大曲，还介绍新来的安徽客商认识。

    酒过三巡，商伟军突然从怀里抽出刀：“叔，借点钱用用。”

    赵老板以为玩笑，直到冰凉的刀刃贴上脖颈。

    卧室抽屉里的两万七千元现金——那是明天要付给养殖户的货款——被翻出来塞进黑色手提包。

    赵老板被鞋带反绑双手，胶带封嘴时，还心存侥幸：钱拿走就好，命能保住。

    可他错了。

    商伟军走到安徽客商面前，忽然抬手就是一刀。

    接着转身，对着瞪大眼睛的赵老板喉咙一抹。“熟人留不得。”他擦着刀对同伙说。

    三人离开前，特意拧开了厨房两个煤气罐阀门。金属撞击声在死寂的屋里格外刺耳。

    这已是他们一个月内制造的第六起血案。十具尸体，最小的受害者年仅七岁。而主犯商伟军，此时刚过完二十岁生日不到三个月。

    二、无锡开端：黄巷的血色中秋

    时间倒回一个月前。

    1995年9月29日，农历八月初五，无锡城郊黄巷乡孙巷36号。

    孙小英和丈夫、姐姐、姐夫四人围坐桌前，商量着父亲三周年祭日事宜。晚上八点，电视里正播着《综艺大观》，窗外忽然响起敲门声。

    “谁啊？”

    “找孙勇。”门外是地道的无锡口音。

    孙小英刚拉开插销，四道黑影猛地撞开门。为首的是个瘦高个，手里握着明晃晃的匕首。

    后来孙小英在医院病床上回忆：“他第一句话就问‘谁是老板’，说只要钱不要命。”

    但劫匪的“承诺”在五分钟后就破碎了。

    四个成年人被反绑双手，胶带缠绕头部封嘴。

    姐夫稍有挣扎，立即被两人拖到过道。细麻绳在脖子上绕了三圈，勒紧，蹬腿，直至不动。

    里屋的三人眼睁睁看着，喉咙里只能发出“呜呜”声。

    “钱在哪？”瘦高个用刀面拍打孙小英脸颊。

    她拼命摇头示意嘴被封着。胶带撕开瞬间，她急促地说：“阁楼……点心盒里……”

    几百块钱被翻出来。“就这点？”劫匪明显不满。瘦高个使了个眼色，绳子套上了孙小英脖颈。

    剧痛，窒息，意识模糊前，她最后看到的是丈夫被匕首刺入胸膛的画面，还有劫匪脚上那双福达牌胶鞋——鞋跟已经磨损，沾着她丈夫的血。

    孙小英是唯一的幸存者。勒她的绳子打了死结，但位置偏了半分。次日清晨，邻居闻到煤气味报警时，她还有微弱的脉搏。送医抢救后，颅底骨折、颈椎损伤的她断断续续说出了案发经过。

    无锡市公安局局长邵斌华站在现场时，眉头紧锁。地上有三种清晰的血脚印：福达胶鞋、皮鞋，还有一种运动鞋。桌上有砂质手套印，阁楼被翻得底朝天。凶手离开前不仅打开了煤气，还在米缸里撒了泡尿——这是极度蔑视的表现。

    “流窜犯。”邵斌华判断。但孙小英坚持：“他们说的是无锡话。”

    分歧就此产生。是本地人作案，还是流窜犯刻意模仿口音？谁也没想到，这只是血腥九月的前奏。

    三、幽灵南移：常熟、镇江、苏州的魅影

    10月4日，常熟市虞山镇一居民楼。28岁的女主人独自在家，防盗门被撬开。她被铁丝勒颈，遭强奸，劫走现金一千二百元。现场留下的胶带封嘴方式、捆绑手法，与无锡案如出一辙。

    常熟警方立即联想到无锡929案。但消息尚未并案，幽灵已继续南移。

    10月18日下午，镇江光明新村一户刚贴好喜字的新房。新婚夫妇正在布置婚房，敲门声响起：“请问孙勇在吗？”

    门开一条缝，三个年轻人挤进来。同样的匕首，同样的威胁，但这次只抢到三百多元。“没钱结什么婚？”为首的啐了一口，离开前晃了晃那把锯齿刀：“敢报警，回来宰了你们。”

    夫妇俩惊魂未定地发现，劫匪甚至喝了他们准备待客的可乐，易拉罐随意丢在地上。

    第二天，10月19日，宜兴大同新村17栋。惨案升级。

    外科医生蒋科技一家三口，加上来访的社保局局长钱金红，四人全部遇害。

    现场触目惊心：蒋医生和妻女被并排放在床上，都是用鞋带勒颈致死。

    七岁的小女孩眼睛还睁着，手里攥着半个没吃完的苹果。卫生间浴缸里，钱局长双手反绑，胶带封嘴，溺亡在放满水的浴缸中。

    两个煤气罐阀门大开，满屋煤气味。勘查民警发现重要物证：一枚清晰的福达胶鞋脚印，与无锡现场提取的完全吻合。

    此外，劫匪在客厅抽了烟，烟头是“红梅”牌；还在沙发上留下了几根短发。

    宜兴市公安局会议室烟雾弥漫。无锡、常熟、镇江、宜兴四地案件串并，确认系同一团伙所为。

    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政委吴大有拍桌子：“这是江苏历史上罕见的连环劫杀案！”

    四、盐城突破：皮箱里的秘密

    就在四地警方焦头烂额时，10月29日丹阳案发。赵老板的被杀让案件出现转折——这是第一次凶手对熟人下手。

    吴大有敏锐地意识到：凶手可能来自盐城方向。赵老板是盐城阜宁人，商伟军是他同乡。

    而丹阳出租车司机反映，案发当晚，三个拎皮箱的年轻人包车要去镇江渡口，说是“回苏北老家”。

    11月1日，盐城警方传来关键信息：郊区一家典当行收了几件可疑物品——五粮液酒、中华烟，还有一只黑色皮箱。

    吴大有带人连夜赶到盐城。打开皮箱，里面的东西让所有人精神一振：

    一沓苏州工商银行的金融债券（正是苏州劫案失物）、一把锯齿匕首（与镇江、丹阳案描述吻合）、几截用过的胶带，还有一张常熟某银行的储蓄卡。

    “挖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出来！”吴大有下令。

    盐城全城大搜捕在11月3日凌晨展开。警方很快锁定潘黄镇武阳村的孙龙彪、孙建中兄弟。

    凌晨四点，兄弟俩在租住房内被抓获。突审中，孙龙彪供出主犯商伟军，以及另一同伙高连明。

    “高连明在宜兴案后就跑了，他说杀小孩造孽。”孙龙彪交代。

    商伟军成了最后的目标。警方布控其所有社会关系网时，他的女友姚娟在便民旅社被抓。

    这个19岁的女孩哭着说：“他昨晚换了保安服走了，说要去新疆。”

    五、逃亡末路：保安服下的亡命徒

    商伟军的逃亡路线极具反侦查意识。

    丹阳案发后，他带着姚娟先回盐城，发现全城风声鹤唳，立即买了一套仿制保安服。

    10月31日晚，他穿着这身衣服，大摇大摆地坐上了去兴化的长途汽车——检票员对“保安”毫无戒心。

    在兴化，他换乘摩的来到通州（今南通通州区）塘红乡的二姐家。这是他最后的安全屋。

    “我杀人了，十一个。”商伟军对二姐坦白时，手里还拿着半个冷馒头。

    二姐瘫坐在地：“商家祖坟冒黑烟了啊……”

    商母闻讯从隔壁屋冲进来，抬手就是一耳光，接着抱住儿子嚎啕大哭。

    商伟军面无表情：“现在说这些晚了，给我凑一千块钱，我去新疆。”

    家人在恐惧与亲情间挣扎。最终，二姐夫偷偷去报了警——这是后来庭审时的争议点，但确实成了破案关键。

    11月5日下午，通州曹埠乡一处农家小院。便衣民警陈长华以“查暂住证”名义敲门。开门的老人眼神躲闪。陈长华瞥见里屋床下，露出一截保安服袖子。

    “出来吧，商伟军。”

    里屋寂静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叹息。瘦高的年轻人举着手走出来，手上还戴着姚娟送的红绳——上面系着个小观音像，说是“保平安”的。

    六、恶魔的诞生：从盐城到江南

    审讯室里，商伟军的供述拼凑出这个犯罪团伙的完整画像。

    四名主犯都是盐城潘黄镇人：商伟军（20岁）、孙龙彪（19岁）、孙建中（21岁）、高连明（19岁）。他们初中辍学，在盐城打零工，最大的“业绩”是偷过自行车。

    1995年9月初，商伟军在牌桌上说：“江南人有钱，我们去搞一票。”他口中的“搞”，最初只是偷窃。

    9月28日，四人乘长途车到无锡。住旅馆时，因为只带了一张身份证，老板非要每人登记费25元。商伟军讨价还价：“我们都是打工的，便宜点。”最后谈到60元四人，但必须押一百块钱。

    “还没搞到钱就先花这么多。”商伟军觉得亏了。当晚，他们在黄巷乡随机选了孙小英家——因为看到屋里亮着灯，人影多，“应该有钱”。

    第一次杀人后，高连明在宜兴案后留下字条退出：“这事太损阴德。”但其余三人已收不住手。

    “在宜兴杀那小女孩时，我手抖了。”孙龙彪交代，“老大（商伟军）说‘留着她会报警’，自己动手勒的。”

    他们流窜的规律很随意：地图上扔骰子决定下一个城市；专挑老式居民楼（防盗设施差）；敲门借口都是“找孙勇”（随机编的名字）；作案时间都在晚上七点到九点（家家户户都在时）。

    但为什么杀这么多人？商伟军的回答令人胆寒：“开始怕报警，后来……习惯了。刀捅进去的感觉，像切西瓜。”

    七、审判与反思

    1996年1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审此案。

    法庭出示的证据令人窒息：六起案件，十具尸体，三十多处伤痕鉴定报告，以及从盐城、南通等地追缴的赃物——包括那把锯齿刀、七根鞋带、三卷胶带。

    幸存者孙小英坐着轮椅出庭。当她看到商伟军时，突然失控：“就是他！左耳后面有颗痣，我死都记得！”

    四个年轻人站在被告席上，脸上还带着稚气。但公诉人宣读的罪行，让旁听席多次响起抽泣声。

    商伟军最后陈述时说：“我知道活不了。就想说，别像我爸妈那样教孩子——他们从小只说‘没钱就是没本事’，没说怎么正经挣钱。”

    1996年3月8日，四人被执行枪决。临刑前，商伟军请求把姚娟送的红绳带走：“她说菩萨会原谅真心悔过的人。”

    案件虽破，却留下沉重思考：这伙人平均年龄仅20岁，却在一个月内蜕变成杀人恶魔。

    无锡警方后来在总结会上说：“如果第一起案件后，全市出租屋排查更彻底一点；如果各地线索共享更及时一点……或许能少死几个人。”

    但历史没有如果。1995年秋天那场血色风暴，最终成为江苏刑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也成为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转向的标志性案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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