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胡适之开始仔细阅读这篇仅有一千六百多字的文章。尽管篇幅不长，却字字珠玑，开篇便以犀利的笔触将对手置于尴尬境地：“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这句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指《学衡》杂志的痛处。

    文章进一步写道：“夫‘衡’者？平衡也，度量之谓也。汝辈尚未寻得权衡之准，安敢妄论‘衡’乎？”这里不仅巧妙地运用了“衡”字的双关含义，还从根本上质疑了《学衡》杂志的立场与权威性。在古代，“衡”指的是秤杆，“权”则是秤砣，二者共同构成了“权衡”这一词汇。而作者在此讽刺《学衡》杂志连秤杆的准星都还没找到，就敢妄谈“衡量”与“平衡”，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

    接下来的文章可谓是找茬大赛，作者从《学衡》杂志的序言开始，逐一剖析了其中的每一篇文章，精心挑选出其在古文用词上的谬误，并且极尽揶揄之能事。他向杂志的编辑和作者们提出了尖锐的质问：你们不是声称文言文远胜于白话文吗？然而，即便是你们这些文化名人，留洋博士，智商卓绝之人，也难免在文言词汇的正确使用上栽跟头。那么，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文言文又有何推广的价值与意义呢？

    胡适之读到此处，不禁拍案称赞：“真是妙笔生花，这完全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位作者的古文造诣实在令人钦佩。《学衡》所刊登的文章，我都翻阅过，虽然其中不乏有引发争议的观点，但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然而，这位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真是个人才啊。”

    他转头对梁漱溟说：“寿铭，在我们几个人当中，你对文言文的掌握最为深厚。依你看，这位作者指出的错误是否准确？”

    在座的五人中，梁漱溟虽是最年轻的，生于1893年，比胡适之还要小上两岁，两人都是“90后”，另外三人则更大一些，都是“80”后，但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虽然是几人中年纪最小的，但是对于华夏古典文化的钻研却最是深入。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开创了新的儒学思想。

    梁漱溟沉吟片刻，然后缓缓开口说道：“据我观之，这篇文章必是国学深厚之辈所写，这种咬文嚼字的功夫最是考验一个人的古文功底，就像是问你‘回’字有几种写法一样，不是深研古文之人，是无法回答出来的，至少得达到辜汤生那个水平吧。他指出的几处错误都相当精准，确实是原作者的失误。不过，这些疏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很难察觉的。”

    周章寿闻言笑道：“那几位海归博士，学习西方知识花的时间比学习文言文的还多，他们连‘回’字有多少种写法都不清楚，又谈何‘昌明国粹’呢？这篇文章可谓是戳中了他们的软肋，会让他们毫无还嘴之力的。”

    胡适之深有感触地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文言文之难学程度。他们在西方学术上或许能有所成就，但在运用自己国家的古文时却显得力不从心。文言文确实复杂且难以掌握，看来我们倡导白话文是对的，只有普及白话文，才能降低学习的门槛，让更多的民众有机会接受教育，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的发展。”

    周章寿继续说道：“适之，你还没读完呢，后面还有骂的更精彩的部分。”

    “哦，是么？”胡适之依言继续读下去，就看到了“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 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以及最经典的一句：“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那种对于这些人的不屑与鄙夷之情跃然纸上。

    胡适之看完也是哈哈大笑，说道：“真是痛快！”

    《估《学衡》》这篇文章，其实侮辱性并不强，并没有像《学衡》杂志那样几乎是指着鼻子骂人是“不要贞操的娼妓”，但是其伤害性却是极大呀！

    此文可谓是横空出世，一篇文章就将《学衡》杂志打回原形，让其回到了“整理国故”的初衷道路上去，之后《学衡》杂志虽然持续出版了十多年时间，但是没有再敢来引战。

    但是，李斯年的这篇文章也开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头，那就是这些大师们又找到了一个文学论战中攻击对手的绝佳手段，于是一个个化身为找茬小能手，倒是找出了很多报刊杂志上文章的别字和错误用法，对于语言文字的规范用法做出了些许贡献。。

    就像几年之后周章寿就被郭莫若抓住痛脚，写文章质问其《我的态度气量与年纪》一文的标题中到底是\"气量\"还是\"器量\"？并以此为由头，撰文大骂其是“封建余孽”外加“二重反革命”。

    看过其小说和杂文的学生都知道其在文章中爱用“通假字”，至于到底是“通假”还是“真假”就说不清楚了。

    周章寿看到自己被人大骂，心想：老子有错别字这个事，估计是赖不掉了，但是老子就不信你小子写的东西就能保证不出错！于是他匆忙间找到了郭莫若的小说《一只小手》，蘸着口水仔细翻看，开始找茬之旅。

    最后估计他也没看明白人家写的是什么，就开始胡搅蛮缠，乱“喷”书中主人公，才被机器“压掉了一只小手，为啥不是大腿和脑壳呢？还得留着另一只手给女人送鲜花”，“可见他革命不彻底”！

    这时，蒋梦麟几人也都读完了，于是他们开始讨论猜测起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来。

    好巧不巧的是这时，王国桢走了进来，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也是来找胡适之讨论新学期研究生教学工作的，1917年底，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和培养研究生，这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作为满清遗老，王国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帽后坠着那条象征遗老的小辫子，现今已经是民国十一年，这样的装扮十分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