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阁内茶香袅袅，阳光透过窗格，在光洁的地板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几何图形，尘埃在光柱中静静浮动。陈太初的问题很平和，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在陆游心中激起层层涟漪。
陆游略一沉吟，整理了一下思路，谨慎答道：“回王爷，晚生以为，如今我大宋，外有边患经去岁一战，暂得平息，辽金自顾不暇，西夏称臣，可谓外侮稍戢。内则去岁逆乱，首恶已诛，余党清扫，朝野肃然，新政渐行。纵观内外，眼下实可谓海内初定，正是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之良机。若论主要敌人……晚生愚见，明面上的大敌，似乎暂无。”他的语气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对眼下时局的乐观判断，这也是汴京许多士子乃至朝臣的普遍看法。
陈太初听罢，不置可否，只是将手中的茶盏轻轻搁在身旁的小几上，发出细微的磕碰声。他目光投向窗外一隅湛蓝的天空，仿佛在回忆着什么，又像是在组织语言。片刻后，他缓缓开口，声音平稳，却将话题引向了一个更宏大、更沉重的方向：“务观，你熟读史书，依你之见，历朝历代，那些最终动摇国本、乃至倾覆江山的农民起事，根源何在？”
陆游没想到话题忽然转到此处，略一思忖，答道：“晚生以为，多因天灾频仍，或朝廷失政，官吏贪墨，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饥寒交迫之下，方铤而走险。”这是很标准的主流史观回答。
陈太初点了点头，却又追问：“不错，天灾人祸，是为诱因。然则，我华夏之地，自禹治水以来，天灾何曾绝过？为何有些朝代，遇灾可抗，可赈，可安民；而有些朝代，一遇水旱蝗瘟，便如堤溃蚁穴，顷刻间烽烟四起，不可收拾？这其间差异，你想过么？”
陆游一怔。他读过许多史书，见过许多“是岁大饥，人相食”、“流民百万，揭竿而起”的记载，却很少深究为何同样遭遇灾荒，不同朝代、甚至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结果会迥然不同。他眉头微蹙，陷入思索，一时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只得老实道：“这……晚生未曾深究，请王爷赐教。”
陈太初的目光重新落回陆游脸上，那目光沉静而深邃，仿佛能穿透时空。“‘民以食为天’，此话亘古不易。百姓所求，无非一日两餐，一身蔽体，一屋栖身。若能得温饱，安居乐业，谁人愿意抛家舍业，提着脑袋去干那杀头的买卖？”他顿了顿，语气加重，“这是一面。另一面，你且纵观青史，自三皇五帝至我大宋，数千年间，不提那些小打小闹的盗匪，单说那些能波及数路、震动天下，真正威胁到王朝根基的民变，有几次？它们成形、壮大的共通之处是什么？”
他不等陆游回答，继续道：“再看那些并非起于草野，却同样能倾覆社稷的大祸——汉之七国，晋之八王，唐之藩镇，乃至前代五代十国，武夫擅权，割据一方，最终酿成巨患，其根源又在何处？”
陆游听得心神震动。陈太初的问题，已非就事论事，而是在引导他思考王朝治乱兴衰的深层结构。他收敛了所有杂念，坐姿愈发端正，神情专注，如同最认真的学生，等待着师长的剖析。他知道，接下来听到的，可能远超他过去所学。
陈太初见他听进去了，才缓缓道来：“凡危及国本之藩镇兵祸，根源无非一条：中央失其柄，地方掌强兵。兵骄将悍，尾大不掉，天子之命不出都门。此乃集权之失，制衡之败。”
“至于外族之患，”他话锋一转，“我汉家子弟，自古安土重迁，精于农耕，我们的根在田垄之间，财富源于春种秋收。这与逐水草而居、以劫掠补充的游牧之族，本性迥异。他们来去如风，抢掠即走，我们追之不及，防不胜防。故此，我们筑长城，设关隘，建烽燧，养大军，所为者，不过是守此田园，护此稼穑。此乃生存方式之别，地理天时所限。”
“而今，”陈太初的声音低沉下去，却字字清晰，敲打在陆游心上，“外患暂平，藩镇之祸经太祖太宗皇帝革除，又经此番整肃，亦暂得遏制。那么，看似太平盛世，最大的隐患，潜藏何处？”
他自问自答，目光如炬：“便在那看似偶然、实则有必然的‘民变’之中！天灾，是导火索，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你想过没有，为何一个王朝初立时，百姓有些存粮，能扛过灾荒；而到了王朝中后期，往往一场不大的灾祸，就能酿成席卷天下的流民潮？是国家把土地收走了？还是百姓自己把积蓄耗尽了？”
陆游似乎捕捉到了什么，眼神一亮，但尚未能清晰表述。
陈太初并不需要他立刻回答，继续循循引导：“人都知未雨绸缪，农家亦有积谷防饥之智。为何王朝越久，绝大多数农人仓廪越空，手中田地越少？是他们的勤劳不如开国之初？还是天时一直不眷顾？”他微微摇头，语气带上了一丝冰冷的讥诮，“非也。是土地，在不知不觉间，流向了少数人之手。是财富，通过租、赋、利、以及各种或明或暗的巧取豪夺，从多数人那里，流向了少数人的仓廪府库。于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一席酒，可抵穷户十年粮。到了这时，天灾一来，富者仓廪充实，甚至可囤积居奇，贫者则借贷无门，卖儿鬻女，直至易子而食。活不下去，不起事，等死么？”
他看向陆游，目光灼灼：“所以，越是看似河清海晏、四海升平之时，越是危机暗藏、最需警惕之际！因为表面的繁华，可能正掩盖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掩盖着贫富悬殊的恶化，掩盖着那足以焚毁一切的干柴正在悄悄堆积！”
他话锋一转，问道：“你在河北西路，随陆相公与历练经年，亲眼所见，民间实情如何？”
陆游脑海中瞬间闪过许多画面：豪绅高墙内的笙歌宴饮，与佃户茅屋中的冷灶破衣；灾年时粮商紧闭的仓门，与路边倒毙的饿殍；胥吏催逼赋税时的狰狞，与农夫卖掉最后一把种粮时的麻木……无数细节汇聚成沉甸甸的一句话，冲口而出：“晚生……晚生所见，正如杜工部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言一出，他自己也觉心头沉重无比。
陈太初闻言，脸上却并无意外或愤怒，只是轻轻“呵”了一声，那笑声里没有温度，只有深深的了然与一种沉重的决心。他看着陆游，眼中带着期许，也带着鞭策：“你的诗才，我素知。能见民生多艰，并能以诗笔刺之，是文人的良心。但务观，光是看见、感叹、甚至批判，还不够。身为士人，将来可能牧民一方，乃至参与国是，你需要想得更深，看得更远，更要想明白——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局面，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其根源何在？又有何法可破此千年困局？”
他端起已微凉的茶，抿了一口，不再多说，留下无尽的空间让陆游自己去思考、去咀嚼。
暖阁内重归寂静，只有窗外隐约的市声与更漏滴滴答答的轻响。陆游坐在那里，仿佛被无形的重锤击中，心潮剧烈翻涌。陈太初的话，如同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一扇从未深入窥探的门户，门后是历史循环的森然真相与治国理政最残酷也最核心的难题。他之前对“最好时代”的乐观判断，此刻显得如此肤浅。真正的挑战，或许从来不在看得见的烽火与朝堂攻讦，而在于那无声无息间侵蚀国本的土地流转，在于那日积月累下悬殊的贫富，在于如何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