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打了助理办公室的电话，名字很长，叫康斯坦丁诺斯·阿基里斯·维斯。”“他说自己是海外一家投资公司的战略顾问，看到我们公司的发展潜力，想投资我们公司。”“康斯坦丁诺斯·阿基里斯·维...李洲没有立刻回应。他只是轻轻摩挲着麦克风冰凉的金属外壳，目光越过孙宇辰高挺的鼻梁、墨镜后刻意回避的眼神，落在观众席第三排靠左那个穿着洗得发白蓝布衫的老年男人身上——那人正佝偻着背，手边搁着一只印着“XX县人民医院”字样的旧保温杯，杯盖拧得严实，却掩不住指节上皲裂的口子和指甲缝里洗不净的灰。那双手，李洲认得。三年前在东莞厚街一家五金厂的流水线旁，他见过一模一样的手。当时杨超月蹲在传送带尽头，用这双手把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电路板递给他，指甲缝里的油渍还没擦干净，掌心却温热：“东哥，你试试这个型号的焊点，比上一批稳。”那是他重生后第一次被叫“东哥”。不是“小马”，不是“实习生”，不是“那个刚来的大学生”。是“东哥”。一个带着重量的称呼，一种无需证明的接纳。他喉结动了动，声音低下去，却更沉了：“孙总，您刚才说，每一首经典作品，都诞生于游历四方、见识不同文化之后。”他顿了顿，没看孙宇辰，而是转向镜头，像在对某个具体的人说话：“可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它没有编曲，没有混音，甚至没有完整歌词——只有一段工厂午休时的录音：铁皮屋顶被暴雨砸得咚咚响，女工们隔着三排机器喊话，笑得喘不上气；电风扇在头顶嗡嗡转，有人用螺丝刀敲着铁架打拍子；远处叉车倒车的蜂鸣声忽然停了，接着是杨超月的声音，清亮又利落：‘马东！你的盒饭我帮你热好了，在窗台第二格！别又被张主管看见你偷吃泡面！’”全场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嘶嘶声。李洲嘴角浮起一点极淡的弧度：“那首‘歌’，我存了五年。它没去过纽约，没进过百老汇，但它让我知道，什么叫活着的节奏，什么叫热腾腾的人间。”他终于看向孙宇辰：“您说艺术需要走出去？可有些东西，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您脚下踩着的水泥地里，在您嫌弃的‘柴米油盐’之间，在您父母卖掉房子那天，他们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数着地板砖缝隙里没擦干净的胶水印时，那沉默的三分钟里。”孙宇辰下意识想开口，李洲却抬手轻轻压了压：“您别急着反驳。我想请您回答一个问题——您留学那年，您母亲最后一次给您织毛衣，是在哪天？”孙宇辰愣住。“您记得吗？”李洲的声音缓下来，像在问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她用的是什么毛线？蓝的，还是灰的？针脚是密还是松？袖口是不是织歪了半寸，后来用黑线悄悄挑掉重织的？”孙宇辰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您不记得。”李洲替他说完，语气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平静，“因为那时您满脑子都是签证材料、托福分数、宾大宿舍的申请截止日。您觉得那些事更重要——它们确实在那一刻更重要。但您不知道，您母亲织完最后一针，把毛衣叠好放进行李箱底时，手腕疼得整晚没睡着。她没告诉您，怕您分心。”观众席后排，一个穿碎花连衣裙的中年女人突然抬手捂住嘴，肩膀微微耸动。李洲的目光扫过去，又收回来：“我们总把‘牺牲’这个词说得太大、太重、太悲壮。可真实的牺牲，往往轻得像一根棉线，细得看不见，却勒进肉里——它不会出现在您的PPT里，不会登上《福布斯》封面，甚至不会被您记住。”他微微侧身，指向舞台侧方一块尚未点亮的电子屏：“刚刚马老师提到数据。我这里也有几组数据，没上过教育部官网，但来自东莞厚街、佛山南海、温州柳市的真实工厂车间。”“2023年，珠三角制造业一线技工平均年龄41.7岁。其中，45岁以上占比达63%。他们的孩子，很多正在读大专、职校，或者——已经进了厂。”“这些孩子没拿过奥赛金牌，没考过SAT满分，但他们能一眼看出德国进口伺服电机的轴承异响；能在零下五度的无尘车间里连续焊接276个精密触点不出错；能用一把游标卡尺，测出日本图纸上标注为‘±0.005mm’的公差是否真实。”“他们父母卖房送他们出国的概率，是0.003%。但他们在流水线上完成的订单，支撑着全球70%的智能穿戴设备出货量。”李洲的声音陡然拔高：“孙总，您说‘诗和远方’——可当您在纽约第五大道喝手冲咖啡时，是谁在东莞的暴雨夜里抢修断电的SmT贴片机？当您在伦敦画廊为一幅抽象派油画驻足十分钟时，是谁在佛山的模具厂里，用砂纸打磨出纳米级镜面光洁度？”“那些人，不配拥有诗和远方吗？”他停顿三秒，让问题沉进每个人心里。“不。他们不需要远方来证明自己。他们的远方，就在这双沾着机油的手上，在这身洗不净的工装裤褶皱里，在杨超月教我辨认锡膏回流曲线时，她指着示波器屏幕说的那句——‘东哥，你看，这个波峰，多像咱们老家山脊线啊’。”掌声没有立刻响起。人们先是怔住，继而有人低头抹眼角，有人攥紧拳头，有人下意识摸向自己口袋里那部国产手机——它芯片上的某道蚀刻纹路，或许就出自某个没被媒体报道过的小镇工厂。王校长忽然开口，声音沙哑：“李洲……你老家，是哪儿？”“粤北，连州。”李洲答得很快，“我爸是煤矿工人，我妈在矿务局食堂烧大锅饭。我高考那年，矿上改制，他下岗了。家里没卖房，但卖了两辆自行车、一台旧彩电，还有我妈攒了十年的缝纫机票——换了一台二手奔腾III电脑，接了厂里第一根网线。”“你学编程？”“不。”李洲摇头，“我学的是PLC控制。厂里老技师手把手教的。他说，‘小马，代码再漂亮，焊不上电路板就是废铁。先学会让机器听话，再想让人心动。’”他看向孙宇辰，眼神清澈见底：“孙总，您说西方父母懂放手。可我父亲当年把最后一笔安置费塞给我时，蹲在巷口抽了三根烟，烟头烫到手背都没缩——他不是不懂放手，他是把所有退路，都烧成了我脚下的灰。”“那不是华夏父母的‘放手’。不是潇洒转身，而是跪着，把脊梁骨拆下来，铺成一条路。”“您觉得残忍？”“不。”李洲一字一顿，“我觉得滚烫。”现场死寂。连呼吸声都轻了。这时，导播台意外切出了一个镜头——观众席第二排，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正踮着脚，把一张叠成纸鹤的作业纸塞给身边穿工装的爸爸。男人接过，展开，上面是稚嫩铅笔字：《我的爸爸》——“爸爸的手有好多茧，像鳄鱼皮。但他修好的机器人会跳舞。老师说，这是高级工程师。妈妈说，爸爸比明星厉害，因为明星只能演戏，爸爸能让真机器活过来。”男人低头看着纸鹤，喉结滚动，缓缓把它按在胸前口袋位置。李洲的目光追随着那只手，声音忽然柔软下来：“孙总，您刚才说，理想主义不是空谈。对，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是明知水泥地硌脚，还愿意蹲下来，把每一块砖缝里的草籽，都亲手拔干净。”他不再看孙宇辰，而是望向全场：“今天这场辩论，不该止步于‘该不该卖房’。它该追问——为什么一个孩子要靠卖掉父母的房子，才能获得被世界看见的权利？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里，容不下流水线上的精准，却把SAT分数奉为圭臬？为什么‘成功’的模板永远是西装革履的投行精英，而不是能用方言听懂十种电机异响的老师傅？”“如果连州的孩子想学AI，非得去硅谷才算正途；如果东莞的技工想深造，必须拿下剑桥博士才能被认可——那不是孩子的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罗盘，歪了。”他抬起右手，食指指向头顶灯光：“请记住，照亮世界的光，从来不止一种光源。有激光，有LEd，也有——”他顿了顿，从西装内袋取出一个东西，轻轻放在讲台上。那是一枚小小的、边缘微锈的铜质齿轮，直径不过两厘米，齿牙却打磨得异常锐利，在聚光灯下泛着冷硬而温润的光。“——也有这枚齿轮。”李洲说，“它来自杨超月带我进的第一家厂。她把它送给我时说：‘东哥，别怕慢。齿轮咬合的时候，声音最踏实。’”全场落针可闻。马东深深吸了一口气，没有打断，只是默默按下耳麦，对后台做了个手势。三秒后，大屏幕突然亮起。不是PPT，不是图表，而是一段未经剪辑的手机视频——画面晃动，背景是嘈杂的车间，镜头快速掠过轰鸣的注塑机、飞速流转的传送带、戴着护目镜专注操作的年轻面孔……最后定格在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女孩身上。她正俯身调试一台全自动绕线机，汗水浸湿额角碎发，手指在触摸屏上划出流畅轨迹，嘴角微扬，眼神亮得惊人。右下角一行小字浮现：【杨超月｜2023年度广东省青年岗位能手｜自主设计智能绕线算法，降低产线故障率47%】视频戛然而止。李洲拿起那枚齿轮，指尖抚过每一道咬合齿痕：“孙总，您问我‘何不食肉糜’——现在，我把这枚齿轮，连同它背后三百六十二个日夜的调试日志、七百一十三次失败参数、四千八百小时的产线跟班记录，一起交给您。”“您说的‘诗’，在这里。”“您说的‘远方’，也在这里。”“它不昂贵，不体面，甚至带着机油味和汗碱味。但它真实，它生长，它正在，一点点，把中国制造的边界，往前推一毫米。”他把齿轮放回口袋，转身面向马东，声音恢复一贯的平稳：“所以，我坚持‘反对’——不是反对留学，而是反对将‘留学’异化为唯一通关文牒；不是否定父母之爱，而是拒绝让爱成为裹着蜜糖的镣铐；不是贬低远方，而是恳请所有人低下头——看看脚下，这片被无数双粗糙手掌托举起来的土地。”“它值得被仰望，更值得被俯身倾听。”掌声终于炸开。不是礼貌性的，不是客套的，是带着哽咽、带着泪光、带着长久压抑后猛然释放的震颤——像一场迟到十年的暴雨，倾盆而下，冲刷着所有被“标准答案”封印的角落。杨密眼眶发红，却用力鼓掌，指甲几乎嵌进掌心。蔡康永摘下眼镜，用袖口迅速擦了一下。白露早已泣不成声，朱莉伸手揽住她肩膀，自己指尖也在微微发抖。孙宇辰坐在原位，墨镜已摘下，露出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他没看任何人，只是盯着自己锃亮的皮鞋尖，仿佛那上面映着某个他再也无法否认的真相。马东没有喊停。他任由掌声持续了整整二十七秒，直到余韵如潮水退去，才轻轻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八度：“谢谢李总。这一轮……没人再提问了，是吗？”全场寂静。孙宇辰缓缓抬起脸，脸上没了倨傲，只有一种被彻底剥开后的苍白。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极轻微地点了下头。马东看向镜头，目光沉静如深潭：“那么，请允许我代表所有观众，向那位此刻可能正站在东莞某条生产线旁的姑娘——杨超月，致以最深的敬意。”他停顿片刻，补充道：“也向所有，把‘远方’焊进现实，把‘诗’刻进齿轮的年轻人。”灯光渐次暗下，唯余中央一束光，静静笼罩着讲台上那枚曾被千万次抚摸、如今安静躺在李洲西装口袋里的小小齿轮。它不发光，却比所有聚光灯更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