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联系调查方的决定,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在张艳红的心上烫下了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记。恐惧与释然交织,让她连续几夜都无法安眠。但放下电话后的那种奇异平静——一种“终于要去面对”的平静,虽然依旧充满恐惧,却比之前那种悬而未决的、自我欺骗的麻木要好受得多。她知道,自己打开了一扇门,门外是疾风骤雨,但至少,她不再试图蜷缩在门后瑟瑟发抖。
调查人员并未立刻传唤她,只是让她保持通讯畅通,等待进一步通知。这短暂的、如同暴风雨前宁静的间隙,反而让张艳红更加焦灼。她像是一个交上了空白答卷、等待宣判的考生,坐立不安。仅仅“等待”和“承诺配合”是不够的,她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调查方需要的是线索,是证据,是能够厘清事实、将真正的主谋绳之以法的东西。而她,这个罪魁祸首的妹妹、直接的泄密者,除了模糊的回忆和痛苦的忏悔,还能提供什么?
这个念头驱使着她。既然已经决定不再逃避,既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她应该做点什么,哪怕只是杯水车薪。她开始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自我折磨般的专注,投入到一项“工作”中——默默搜集、整理所有可能与哥哥张伟、与“星灿”相关的记忆和线索。
这个过程,无异于用一把钝刀子,反复切割自己尚未愈合的伤口。每一个细节的回忆,都伴随着强烈的羞耻、悔恨和对兄长复杂难言的情绪——那个曾是她唯一依靠的兄长,那个将她推入深渊的罪人,那个如今下落不明、让她既恨又隐隐担忧的亲人。
她重新拿出了那个破旧的笔记本,但不再只是零散地记录关键词。她开始尝试以一种更系统、更有条理的方式,去复盘整个事件。
首先,是时间线。她凭记忆,尽可能精确地标注出,从哥哥张伟第一次异常热情地频繁联系她、关心她在“丽梅时尚”的工作开始,到“新城项目”关键信息泄露,再到“星灿”抢先发布“致敬系列”,以及最后姐姐韩丽梅发现真相、她仓皇逃离……这期间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她努力回忆每一次与张伟见面、通话的日期、地点、大致时长。这很难,很多记忆已经模糊,混杂着痛苦的情绪,但她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像拼图一样,一点点去搜寻、去比对。她甚至翻看了自己旧手机上残存的、未删除的通话记录和零星聊天记录(那部手机她一直没舍得扔,仿佛是一个耻辱的纪念),试图找到佐证。
其次,是对话细节。这是最痛苦的部分。她要反复回想,哥哥当时是如何套话的。用了哪些关心的话语作为铺垫?问了哪些看似随意、实则关键的问题?他是如何打消她的疑虑,又是如何引导她说出那些核心数据的?每次回忆,都让她冷汗涔涔,为自己当时的愚蠢和轻信感到无地自容。但她咬着牙,将这些对话的片段,尽最大努力还原,记录在笔记本上。她开始有意识地分析,哥哥的话术中,有哪些是纯粹的欺骗,又有哪些可能在不经意间,泄露了他与“星灿”联系的蛛丝马迹?比如,他是否提到过某个“朋友”、“合作伙伴”对服装行业感兴趣?是否对“星灿”表现出过不同寻常的了解或评价?
再次,是张伟的异常。泄密前后,哥哥的经济状况、消费习惯、社交圈子、精神状态,有哪些明显的变化?他是否突然阔绰起来?是否频繁提及某些新认识的、身份神秘的朋友?是否更换了手机号码或常用的通讯软件?是否表现出某种焦虑或异常的兴奋?她回忆,哥哥似乎在那段时间换过一部很贵的新手机,但他解释说是“投资赚了点小钱”。他还曾无意中提过,认识了一个“很有路子”的大哥,能带他做“大生意”。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被她一一记录下来。
然后,是她自己有限的“调查”。她利用在宏达商贸午休或晚上加班人少时,用那台老旧电脑,小心翼翼地搜索“星灿”及其相关高管的公开信息、新闻报道。她不懂什么商业情报分析,只是笨拙地记录下“星灿”高管的姓名、公开活动、公司架构等基本信息。她也尝试理解,哥哥张伟这样的人,会通过什么渠道,与“星灿”这样的公司搭上线?中间人?掮客?她想起哥哥好赌,赌场是否可能是一个结识“特殊”人脉的场所?她甚至鼓起勇气,用新办的手机卡(用省下的饭钱买的),给以前老家一个和哥哥走得近、后来据说也欠债跑路的牌友打了个试探电话,旁敲侧击地问是否知道哥哥最近和什么“大老板”来往。对方警惕性很高,含糊几句就挂了,但她从对方瞬间改变的语气和匆忙挂断的反应中,隐隐觉得对方知道些什么,只是不愿或不敢说。
这些“搜集”工作,零散、笨拙、效率低下,而且充满风险。每次尝试联系过去认识的人,她都心惊胆战,生怕暴露自己现在的行踪。每次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她都像做贼一样,清除浏览记录,担心被人察觉。但正是这种笨拙和提心吊胆,凸显出她所做之事的艰难与决心。
她没有专业的调查技巧,没有资源和人脉,只有一颗被悔恨和赎罪愿望煎熬着的心,和一部破手机、一个旧笔记本。她所“搜集”的,与其说是证据,不如说是基于她个人视角的、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回忆碎片和间接推测。她知道,这些东西在法律上可能毫无价值,甚至可能因为她的主观倾向而失真。
但她停不下来。这本笔记本,和她日益增多的、写在废纸背面的零散记录,成了她赎罪仪式的一部分。每记录一条,每分析一点,她内心的煎熬就加深一分,但那种纯粹的、被动的受害感,似乎也减轻了一分。她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兄长欺骗、被命运摆布的可怜虫,她在尝试着,以自己能想到的最卑微的方式,去理解这场灾难的脉络,去抓住那隐藏在黑暗中的、将她拖下水的“同谋”的影子。哪怕这影子模糊不清,哪怕这努力最终徒劳无功。
夜深了,出租屋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她压抑的呼吸声。窗外是沉睡的城市,无人知晓,在这简陋的一隅,一个背负罪孽的女人,正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挖掘着记忆的坟墓,试图从那些灰烬中,找出一点点可能照亮真相的、微弱的火星。她不知道这些零碎的记录最终能有什么用,也不知道调查人员何时会来找她。她只知道,这是她目前唯一能做的,向着那漆黑无光的赎罪之路,迈出的、无比笨拙却又无比坚定的第二步。她的“战场”,不在商场,不在法庭,而在这方寸之间的书桌前,在她备受煎熬的脑海深处,在她与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进行的一场沉默而痛苦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