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浩还在阐述自己的想法，一时间都没有人打断他。易展红等人心中越来越震惊了，因为陆浩各方面的想法和对这个项目的未来预期，远比戴良才跟他们说的更多，而且陆浩考虑的困难也更加全面，对物流中心的定位也特别清晰，换作他们来讲，很多方面根本说不出来，这说明陆浩对物流中心的认知，远远超过了他们。戴良才的脸色早就变得很严肃了，期间他还扫了一眼蒋翰，露出了询问的神色，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陆浩能说出来这么多......岳一鸣听得眼睛一亮，手指下意识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突然摸到了门道的钥匙——这哪是替人解围？分明是递梯子，还是裹着软布、不带一丝棱角的金梯子。他忙点头道：“对对对！我秘书跟酒店经理说话，语气要诚恳，态度要体恤，但不能显得太刻意……最好再顺手塞个二百块钱的‘辛苦费’，说是慰问服务人员工作不易，让她们安心干下去。这样既落了人情，又不露痕迹，那女服务员肯定记我一辈子。”蒋翰没接话，只是抬眼看了他一眼，嘴角微不可察地向上牵了一下，似赞许，又似提醒。他搁下茶杯，指尖在杯沿缓缓划了一圈，才开口：“岳县长，人情不是这么落的。二百块钱，听着是心意，实则轻飘飘，还容易让人起疑——一个县领导的秘书，专程为个倒酒的服务员跑一趟，再塞二百块？酒店经理是傻子吗？他转头就能猜到这姑娘和领导之间有事，消息不出三小时就传进陆浩耳朵里。”岳一鸣脸一热，讪讪缩回手，喉咙里咕哝一句“是我考虑浅了”，额头沁出一层细汗。周明轩却在这时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不动声色地插了一句：“那依蒋秘的意思，这人情得怎么落？既要让她记住，又不能让酒店觉得突兀，更不能让外人闻见味儿。”蒋翰终于笑了，笑得舒展而笃定：“人情不在钱多钱少，而在‘时机’与‘身份’。”他身子微微前倾，压低声音，“岳县长明天上午爬山回来，别急着回县里，先绕道去趟县妇联。就说最近在搞基层干部作风调研，特别关注一线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尤其是酒店、餐饮这类流动性大、管理松散的行业。让妇联牵头，联合劳动监察大队，突击检查安兴宾馆的服务员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社保缴纳记录、加班工资发放明细。”周明轩瞳孔一缩，岳一鸣则彻底怔住：“妇联？突击检查？可……这跟那个服务员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蒋翰语速不疾不徐，字字清晰，“第一，这是正经工作，名正言顺，陆浩就算想挑刺也挑不出毛病；第二，检查组进了宾馆，自然要调员工花名册、翻合同档案，那个女服务员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正式文件里，她本人也会被叫去问话——这时候，岳县长你亲自过去，当着妇联主任和监察队长的面，温和地问她：‘小同志，合同签的是几年？有没有扣过押金？加班有没有补休或发补贴？’她要是说没有，你就当场表态：‘这种情况不行，我们马上督促整改。’如果她说有困难，你就说：‘县里正在推动建立基层服务行业职工关爱驿站，后续会定期开展心理疏导和法律援助，你有诉求，随时可以来县总工会反映。’”岳一鸣听得入神，手指无意识攥紧了裤缝：“这……这确实稳妥。可光靠几句话，她能记我多久？”“不靠几句话。”蒋翰摇头，“靠的是后续动作。检查结束后，你让妇联把这次检查写成简报，重点提一句‘发现个别服务员存在职业焦虑倾向，建议加强人文关怀’。然后，你以县委名义，批转这份简报给全县各单位，要求学习借鉴。再过两天，县总工会真就在安兴宾馆设个临时咨询点，挂上‘职工心声信箱’，派两名年轻女干部驻点三天——其中一人，就是那个女服务员的同乡，老家在邻县青岩镇，大学刚毕业，考进来的选调生。”岳一鸣呼吸一滞：“您……您连这个都安排好了？”“不是我安排的。”蒋翰淡淡一笑，“是领导身边的人，该想到的都得想到。那个选调生，是我让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的熟人推荐的，履历清白，性格稳重，最关键的是——她父亲，是戴省长当年在青岩县蹲点扶贫时亲自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戴省长至今记得他名字，去年还专门问过他的近况。”屋里一时静得只听见空调低沉的嗡鸣。岳一鸣张了张嘴，终究没发出声。他忽然明白，蒋翰这一套，根本不是在帮戴良才“找女人”，而是在织一张网——一张由制度、程序、人情、记忆共同编就的密网。它不沾腥膻，不染尘灰，却能把一个萍水相逢的年轻女孩，不动声色地纳入领导视野的延长线里；它不越雷池半步，却让每一次靠近都像呼吸一样自然，让每一次善意都成为理所当然。周明轩这时却忽然开口，声音低沉而清晰：“蒋秘，我有个问题——如果那个女服务员，本身并不愿意呢？”蒋翰闻言，目光第一次真正沉下来。他没立刻回答，而是伸手将桌上那只青瓷茶壶提起，缓缓斟满三杯茶。热气氤氲中，他盯着自己杯中浮沉的茶叶，良久才道：“周书记，你问到了关键处。”他放下壶，指尖在杯壁上轻轻一叩：“领导从不强求。可有些事，不是‘愿不愿意’能决定的。她若出身寒微，父母在乡下种地，弟弟还在读高中，每月汇款单上写着‘姐，药费两千五’；她若签的是三年劳务外包合同，没缴社保，生病住院只能自费；她若今年刚满二十二岁，在安兴县城连个落脚的出租屋都没有，工资卡余额常年不过三千——那么，当县委领导亲自问她‘有没有困难’，当工会干部笑着递给她印着红章的《职工帮扶申请表》，当妇联主任拉着她的手说‘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娘家’……你说，她会不会低头，会不会签字，会不会在某个深夜接到一通电话后，默默收拾行李，坐上开往省城的高铁？”岳一鸣喉结滚动了一下，没说话。周明轩却慢慢点了点头，眼神复杂：“所以……这不是试探她的心意，是在确认她的处境。”“对。”蒋翰端起茶杯，吹开浮叶，喝了一口，“领导要的从来不是顺从，而是‘合适’。一个合适的人，得有合适的身世、合适的困境、合适的机会，还得有合适的‘归处’。送她去省城，不是让她当情人，是让她进省直机关后勤服务中心——编制虽是工勤岗，但三年后可参聘管理岗；让她参加在职大专班，学费全免；让她母亲进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做保洁，工资比宾馆高，还能按月领补贴。这些，都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却比一句‘跟我走’重千倍。”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细雨，淅淅沥沥敲在玻璃上，像无数细小的叩门声。蒋翰放下杯子，目光扫过二人：“明天中午饭局，按计划进行。打翻盘子也好，泼洒茶水也罢，动作要快，借口要真——就说服务员手滑，菜汁溅到了领导西装袖口上，必须立刻送去干洗。等她慌乱退下，你们留意戴省长的表情。他要是眉头微蹙、眼神追出去半秒，说明这事成了七分；要是他连眼皮都没抬，只说了句‘没事，换件就行’，那咱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继续按常规流程接待。”岳一鸣下意识应了一声“是”，又赶紧补充：“那……她要是真被调走了，后续谁来对接？”“不用对接。”蒋翰起身，整了整西装下摆，“她走之后，自然有人替她递上一杯新茶。而你们要做的，只是确保这杯茶，永远温热，永远适时，永远——不烫手，也不凉心。”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黄铜门把手上，忽又顿住，没回头：“对了，周书记，听说你妹妹去年调进了省发改委人事处？”周明轩心头一跳，面上却纹丝不动：“是，托了点关系，进去当科员。”“挺好。”蒋翰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地，“发改委管全省重大项目立项审批，安兴县那个风电场二期，好像卡在环评环节很久了？”周明轩没接话，只垂眸看着自己鞋尖上一点未干的泥渍——那是今早陪领导登山时蹭上的，此刻在灯光下泛着微暗的光。蒋翰拉开门，走廊冷白的光涌进来，勾勒出他挺直的肩线。他跨出门槛前，最后说了一句：“人啊，最难的不是往上爬，是看清楚自己站在哪一级台阶上，再看清上面那级台阶，是谁在扶着栏杆。”门无声合拢。屋里只剩两人。岳一鸣长长吁出一口气，像卸下了千斤担，又像吞下了一块冰。他伸手抹了把脸，忽然苦笑：“周书记，我这脑子，以前总觉得当官就得会拍马屁、会来事、会钻营……今天才算明白，真正的‘来事’，是把马屁拍成政策文件，把钻营做成民生工程，把人情做成组织程序。”周明轩没应声，只慢慢拿起桌上那张皱巴巴的会议记录纸——刚才蒋翰说话时，他一直在无意识地用笔尖在纸边画圈。此刻摊开一看，密密麻麻全是同一组数字：22、1982、青岩、037。他指尖摩挲着“037”三个字，忽然想起什么，抬头问道：“蒋秘刚才说，那个选调生父亲……是戴省长扶贫时的致富带头人？”岳一鸣点头：“嗯，青岩镇，编号037号示范户。”周明轩沉默片刻，忽然从公文包夹层里抽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黑白影像里，年轻的戴良才挽着裤腿站在泥田埂上，身旁站着个晒得黝黑的中年人，正指着远处新修的水渠咧嘴笑。照片背面，一行蓝墨水小字：“青岩037，1982年秋，良才记。”他把照片推到岳一鸣面前：“岳县长，你看看这日期。”岳一鸣凑近，眯眼辨认：“1982年……那戴省长才二十出头？”“二十二岁。”周明轩声音很轻，“刚从北大经济系毕业，主动申请下乡。那年他带队修的水渠，现在还在用。”岳一鸣盯着照片上青年戴良才飞扬的眉梢，久久没动。窗外雨声渐密，仿佛时光深处传来一声悠长的回响。他忽然懂了蒋翰那句“合适”的全部分量——不是算计，是沉淀；不是交易，是轮回；不是把人送上床，而是把她从泥泞里拉出来，再轻轻放上一条通往省城的轨道。而轨道尽头，站着一个二十二岁就挽起裤腿的年轻人，三十年后，仍记得当年田埂上那个咧嘴笑的中年人。雨声沙沙，淹没了所有未出口的言语。岳一鸣默默收起照片，掏出手机，拨通秘书电话：“小王，你立刻联系县妇联主席，就说我明天上午要参加她们组织的‘基层女性劳动者权益保护’专题调研，重点了解酒店服务业用工现状。另外，通知劳动监察大队，明天上午九点，准时在安兴宾馆大堂集合。”挂了电话，他抬眼看向周明轩：“周书记，你说……她会不会在省城，也有一条这样的水渠？”周明轩没回答。他只是静静望着窗外——雨幕之中，安兴宾馆顶层那扇窗还亮着灯，昏黄，稳定，像一颗悬在夜色里的、不肯坠落的星。那扇窗后，戴良才正伏案批阅文件。他桌角的紫砂杯里，新沏的茶早已凉透，杯底沉淀着三片舒展的碧螺春。而就在十分钟前，他刚刚用钢笔在一份《关于支持安兴县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请示》上，签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字：“同意”。笔锋凌厉，力透纸背。